专用的。
被调出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准尉无线电操作手。
中央委员会的人离去后，主管的上校对他的副职埋怨道：“这个人是我这儿最棒的，真是好样的，给他设备的话，他连加利福尼亚的蟑螂搔屁股的声音都能收来。”
另一个被调离的人是苏军的一名少校。他很少穿军装，如果他穿军装的话，他的领章可以表明他是炮兵的，与其说他是个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个科学家。他在研究部军械处工作。
大家在皮椅中坐下后，皮埃纳尔将军问道：“那么，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有罪没有啊？”
“有罪，”普雷斯顿说，“很严重。”
“普雷斯顿先生，我想，最好还是让我听听证据。他在哪儿犯的错？在什么地方背叛的？”
“哪儿也没有，”普雷斯顿说，“他一步也没走错。你看过他写的自传吗？”
“看过，像维尔扬上尉说的那样，从他出生到现在，每一件事我们都查过了。我们没有发现不符合的地方。”
“没有不符合的地方，”普雷斯顿说，“他那些童年时代的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是真的。我相信他今天也能把他的童年时代说上五个钟头，不会有重复的地方，也不会错一个细节。”
“这是真的，经得起推敲的都是真的。”将军说。
“对，都经得起推敲，直到两个年轻战士在西里西亚从德国卡车车尾逃走为止，在这以前都是真的。从那以后就全是谎言了。让我从另一角度从头解释一下，就是和简·马雷一起逃的那个人——弗利基·布兰特的故事。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1935年，在德国有一名叫乔·布兰特的人来到柏林的南非公使馆，要求给以同情并恩准签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面临着被杀害的危险。听了他的请求后，公使馆便给他们全家签发了移居南非的签证。你们的档案馆证明，确实有他的申请和签发的签证。”
“是这样的，”皮埃纳尔将军点头，“在希特勒时代，有好多犹太人移居南非。南非在这方面的记录是很好的，比一些国家要强一些。
“1935年9月，”普雷斯顿继续说，“乔·布兰特带着妻子伊尔丝、10岁的儿子弗利基在不来梅港上了船，六周以后抵达东伦敦。那时，那里有许多德国人，犹太人很少。他决定定居下来并在铁路上找了个工作。一位好心的移民官员把这一家的情况通知了当时的犹太教士。
“当时的教士叫所罗门·沙皮罗。沙皮罗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拜访了这一家并竭力劝导他们参加当地的犹太社会生活。他们拒绝了，教士估计，他们想过着非犹太人的生活。他感到很扫兴，但并不怀疑他们。
“后来，1938年，那个孩子，即已经南非化了的弗利基13岁了，该行成人礼了，即一个犹太儿童到了长大成人的年龄了。可是，由于布兰特想非犹太化，这对只有一个儿子的犹太家庭来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虽然他们没参加犹太社团，沙皮罗教士还是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是否让他来主持弗利基的成人礼。他们说了一句刺耳的话，于是，沙皮罗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什么怀疑？”将军不解地问。
“他怀疑他们不是犹太人，”普雷斯顿说，“昨天晚上他对我说了。在行成人礼时，孩子要受教士的祝福，但首先要使教士相信孩子是犹太人。按犹太人的信条，这要取决于母亲，而不是父亲。母亲必须出示一份文件，叫做血统书，证明她是犹太人。伊尔丝·布兰特没有血统书。这就没有必要行成人礼了。”
“这么说来，他们是靠伪证来南非的？”皮埃纳尔将军说，“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仅如此，”普雷斯顿说，“我还不能证实这点，但我相信我是对的。乔·布兰特告诉你们的公使馆说，他正面临着被盖世太保杀害的危险，这话是真的。但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是个军人，是德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知道，如果他讲了真话，他是得不到签证的。”
“说下去。”将军郁郁不快地说。
“他的儿子弗利基18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他父亲的隐蔽思想所灌输，成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共产国际而奋斗。
“1943年，这两个年轻人加入南非军去打仗。杜威尔斯克鲁弗的简·马雷是为了南非和英联邦而战；然而弗利基却是为了他的信仰的祖国——苏联而战的。
“在基本训练中、在部队转移中、或者在意大利或在穆斯伯格，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在344号集中营见了面。我不知道弗利基是否精心策划了他的逃跑计划，但他挑了一个年轻的同伴，这个人也是黄头发，个头和他一样高。我认为，在卡车出毛病时。不是马雷，而是他先开始暗示向森林逃走的。”
“那么，肺炎又怎么解释呢？”维尔扬问。
“根本就没有什么肺炎，”普雷斯顿说，“他们也没有落入波兰基督教游击队手里。他们是落入共产党的游击队手里。布兰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