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上尉？”
上尉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档案，喜形于色的样子很明显。“我们已经审查过了，”他说，“几天以前，我亲自从外交部个人档案处调来的。”他把档案放在普雷斯顿面前。一份很厚的档案，牛皮纸封面。
“我把我们审查的情况综述一下，可能对你有用。马雷于1946年4月开始，在开普敦参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经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纯南非人，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这就是他在伦敦的行为显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他不想先入为主。这里的观点是认为伦敦犯了个错误。他打开卷宗，在档案的开头，是一件手写的英文材料。
“这个，”维尔扬说，“是他自己写的自传，这是申请参加外事局时的要求。在简·斯马茨的联合党掌权的年月里，英文比现在用得多。现在，这种东西就得用南非语。当然了，两种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从这儿开始吧！”普雷斯顿说，“我读的时候，你给我写一份他在外事局所担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吗？特别是在国外的工作，何地，何时，多长时间。”
“好的，”维尔扬点头说，“如果他变坏了，如果他变节了，一定是在国外什么地方。”
维尔扬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以强调他的疑虑。“国外”的含义是指一个好南非人变坏也是由于外国人的腐蚀作用所致。
普雷斯顿看那份自传。
我于1925年8月出生于北德兰士瓦省的农业小镇杜威尔斯克鲁弗，父亲是镇外穆赛基谷的一个农民。我是他的独生子。父亲劳伦斯·马雷是一个纯南非人，但母亲玛丽却是盎格鲁人。这样结合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但也由于这个，使我长大后既懂英语又懂南非语。
我父亲比母亲大许多。母亲身体虚弱，在我10岁那年，她死于伤寒。那时，伤寒时常席卷那一带。我出生时，父亲46岁，母亲只有20岁。他主要种土豆和烟草，还有麦子，还养鸡、鹅、火鸡、牛、羊。他一生中都热惰支持统一党。我的名字就是按照简·斯马茨元帅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顿停下来，问：“我想，这些不会影响他加入吧？”
“一点也不影响，”维尔扬看着那份文件说，“那时统一党还掌权。国民党只是在1948年才占领了农村。”
普雷斯顿继续读下去。
我7岁时，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地方小学校读书。12岁时，进入了五年前成立的马伦斯基中学念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由于我父亲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崇拜者，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听收音机。欧洲战争的每一条新闻都仔细听。我母亲死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参军去打仗。
1943年8月，我18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告别了父亲，坐上了开往彼得斯堡的火车，然后，换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我父亲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台上，挥手告别，送我上战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进比勒陀利亚的国防部司令部，经过正式检查，签了字。我被派到罗伯特高地营去接受基本训练、内务训练、队列操练和学习使用轻型兵器。在那里，我自愿申请戴上了红领章。
“‘红领章’是什么意思？”普雷斯顿问。
维尔扬停下写字，抬起头。“那时，只有志愿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他说，“不能强迫。到国外去打仗的志愿兵都发红领章。”
离开罗伯特高地营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团威特沃特斯兰德步兵营。在图卜鲁格战败后，该营又改编成德拉雷团维茨营。我们被用火车送到彼得马里茨堡附近的海帕道克中转站，编入南非第六师预备营，等待开赴意大利。最后，我们在德班乘上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1月末，在塔兰托登陆。
那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花在进军罗马的旅程上了。那时，先是随着第六师，后来跟着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装甲旅。我们的维茨营穿过罗马之后，又向佛罗伦萨推进。6月13日，我和C连的一个搜索巡逻队在奇安蒂山区的贝奇尼山巡逻。天黑以后，在浓密的树林中，我掉了队，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被德军赫尔曼·戈令师所包围，像他们说的那样，我被“装进了口袋”。
我很侥幸地活了下来，但他们把我和一些同盟国战俘装到卡车上，运到一个临时集中营，位于佛罗伦萨以北的拉塔里纳，我记得，海军陆战队二级准尉斯奈曼就是南非国民大会的老战员。在那里没待多久，因为同盟国正从佛罗伦萨向这边推进。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突然转移，一片混乱，一些战俘企图逃走，都被射死了。他们被丢在路上，卡车从身上辗过。我们又从卡车上被装进一些运牲畜的火车里，向北走了多日，穿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到达了慕尼黑以北25英里处的穆斯堡战俘营。
在这儿也没待多久。大约14天后，我们一半人又离开穆斯堡，来到铁路，又被装进牲畜车。车轮滚动了六天六夜，横穿德国，几乎一点吃的喝的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