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设法记下了地址。然后，送货车就回店了。下午没有送货。
“你回家前能把地址表留在科克大街吗？”普雷斯顿问斯图尔特。
当晚，电话监听报告说，贝伦森在家时收到四个电话，包括一个打错了号的电话。他没有往外打电话。全都录在磁带上了。普雷斯顿想听听磁带，监听人员说里面什么令人怀疑的话也没有。但他想，最好还是听一听。
星期六上午，是普雷斯顿有生以来最忙的时候。技术处的人帮他安了一个录音机，他以各种借口，拜访了每一户收到冰淇淋的顾客，如果是妇女出来开门，他便问能否跟她丈夫说两句话。因为是星期六，除了一户之外，他都录了音。
有一个声音似乎有点耳熟。是谁呢？有点口吃？他以前在哪儿听到过呢？他又对了一下每家的主人，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在科克大街附近的餐馆闷闷地吃了点午饭。在喝咖啡时，他想起来了。他急忙回到科克大楼，又把录音带放了一遍。很可能。不是结论，但很可能。
在苏格兰场辩证科学部的广泛设施中有一个声音分析科，罪犯在监听录音面前否认是他自己的声音时，便由这个科来验证。英国保安局没有辩证科学设备，这类事情，只有依靠苏格兰场，并且要靠特勤处来安排。
普雷斯顿给警察兰德打了个电话，在家中找到了他。在兰德的帮助下，优先安排他在星期六的下午到苏格兰场声音分析科去见面。只找到一个技术员，正在看足球赛，不愿意来工作。但到底还是来了。他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戴着水晶眼镜。他把普雷斯顿的录音带放了五六遍，观察波形显示屏上那上上下下起伏的亮线，记录声音中那些细微的音调音质的差别。
“同一声音，”他最后说，“没问题。”
星期天，普雷斯顿靠外交使团名单识别出了那个声音的本人。他还拜访了一位在伦敦大学理科系的朋友，跟他磨了一天，问了好多问题。最后，给伯纳德·亨明斯打了个电话。
“我认为，有些问题应该向帕拉根委员会汇报，爵士，”他说，“最好是明天上午。”
帕拉根委员会上午11点碰头，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叫普雷斯顿汇报。尽管伯纳德·亨明斯爵士表情严肃，但会上总有一种盼望的情绪。
普雷斯顿把发出阿森松岛文件以后两天来的情况尽量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遍。讲到贝伦森先生星期三晚上从公用电话间打出了奇怪而又简短的电话时，会场里发出一片感兴趣的骚动声。
“你们给那个电话录音了吗？”佩里·琼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我们到不了跟前。”普雷斯顿回答。
“那你认为他打电话干什么呢？”
“我认为，贝伦森先生是通知他的上司在哪儿接头，可能是用代号来表示时间和地点。”
“对此你有什么证据吗？”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
普雷斯顿继续讲述他去冰淇淋店、《每日电讯报》的遗弃以及被店主亲自收走的情况。
“你们设法找到那张报纸没有？”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没有，爵士。搜查冰淇淋店就会导致白诺蒂先生被捕。但是，如果报纸里有什么东西的话；而贝伦森也可以狡辩说他犯了疏忽大意的错误。”
“这么说，你认为到冰淇淋店是去接头吗？”安东尼·普鲁姆问。
“我敢肯定。”普雷斯顿说。他继续讲第二天把冰淇淋送到12个顾客家的情况，他如何录了11家的嗓音样带，以及贝伦森在当晚接到错电话的事。
“当晚打了电话，说是打错了号码，道了歉并挂了电话的嗓音，正是收到冰淇淋的一个顾客的嗓音。”
桌子周围一片沉默。
“会不会是巧合呢？”休伯特·维利尔斯不无怀疑地问，“在这个城市里打错电话的真是太多了。我也总是接到错电话。”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查了一下，他能用电脑。”普雷斯顿平静地说，“一个人在这个有1200万人的城市里到一家冰淇淋店吃了一份冰淇淋；那个冰淇淋店主第二天上午向12家顾客送了冰淇淋；顾客中的一个又在半夜里给吃冰淇淋的人打了一个错电话。这种偶然的机会只是百万分之一。星期五晚上的电话是一个安全收到情报的通知。”
“让我想一想，看我是否听懂了。”佩里·琼斯爵士说，“贝伦森从三位同事手中收回我那份精心制造的文件复印件，假装把它们都剪碎销毁了。实际上他留下了一份。他把文件叠在报纸里，把它留在冰淇淋店。店主收起报纸，把文件用塑料布包起来，第二天藏到冰淇淋中送到上司的手中。上司给贝伦森打电话，说他收到了。”
“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普雷斯顿说。
“一百万比一的偶然性。”安东尼·普鲁姆小声说，“奈杰尔，你怎么看？”
这位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摇起头来。“我不相信这种百万比一的偶然性，”他说，“在咱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