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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罗斯坐在客舱的后部，随着最后一批旅客走出飞机。他跟在其他乘客后面走下舷梯，进入到上午炽热的阳光照耀下的利比亚。在现代化的白色机场大楼的观望台上，当他穿过沥青停机坪走向到达大厅的门时，一双没有表情的眼睛辨出了他，一副望远镜也跟定了他。
过了几分钟，望远镜放下来，几句轻轻的话语用阿拉伯语说了出来。
罗斯走进开着空调的凉爽的航站楼，排在队伍后面等候护照检查。斜着眼睛的移民局官员一副慢悠悠的样子。他们扫视着护照的每一页纸，盯视着每一位旅客的脸面，并与他们的护照照片作长时间的对比，还去参阅在视线之外的放在桌子上的一本手册。持利比亚护照的乘客排在另一支队伍里。
曾经坐在飞机上吸烟区的两名美国石油工程师排在罗斯后面的队伍末端。过了20分钟，罗斯才走到护照检查柜台前。
那个穿绿色制服的移民局检查官接过他的护照，翻开来并去寻找格栅下的某种注释。他毫无表情地抬起眼睛朝罗斯背后的某个人点了点头。罗斯感到手肘边被人碰了一下。他转过身来。旁边另有一个穿绿色制服的人，年纪更轻、彬彬有礼，但态度很坚定。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后面更远一些的地方。
“请你跟我来。”那年轻的移民局官员用还算通得过的英语说。
“什么事情呀？”罗斯问道。后面的两个美国人赶紧停止了闲谈。
在他身边的那个年轻的官员把手伸进格栅下面，取回了罗斯的护照。
“请这边走。”他说。那两名战士跟在了后面，一边一个。移民局官员走在头里，罗斯跟着，战士们走在最后面。他们拐弯离开大厅走进一条长长的白色廊道。在廊道的尽头，那官员打开左边的一扇门，做手势让罗斯进去。两名士兵守在了门的两边。
那官员跟在罗斯后面走进房间并关上了门。这是一个白色的光坯房间，窗户上装着铁条。中间是一张桌子和两把相对摆放着的椅子，此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一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穆阿马尔·卡扎菲的肖像。罗斯坐到了其中一把椅子上。那官员坐在他的对面开始审视那本护照。
“我不明白有什么差错，”罗斯说，“我的签证是昨天由你们在斯利纳的人民办事处颁发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官员只是用一只没精打采的手做了一下手势，要罗斯保持安静。一只苍蝇在嗡嗡叫着。5分钟过去了。
罗斯听到身后的门打开了。那年轻的官员抬头去看，啪地立正敬礼。然后他一言未发地离开了房间。
“那么，罗斯先生，你终于到这里了。”
这声音深沉而又抑扬顿挫，这种英语只能在英国的高级公学里才能学到。罗斯转过身来。他没让脸上表露出认识的痕迹，虽然他曾在麦克里迪那里对这个人的照片审视过几个小时。
“他聪明伶俐，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我们英国，”麦克里迪曾经说过。“他又是残酷无情，极度危险。要当心这个哈基姆·曼苏尔。”
这位利比亚国外情报处处长比照片上显得年轻，只比罗斯稍微大一点点。33岁，卷宗上说过。
1969年时，15岁的哈基姆·曼苏尔到英国伦敦郊外的哈罗公学留学。他是一位极为富有的朝臣的儿子和财产继承人，他的家庭是利比亚伊德里斯国王的亲信。
那一年，在由一个不知名的贝督因人出身的卡扎菲上校的领导下，一群狂热的年轻军官趁国王在国外期间发动一场政变，把国王推翻了。他们立即宣告成立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国王和他的朝廷用他们的一些财富在日内瓦避难，并呼吁西方帮助他们的复位。但没有结果。
在父亲不知晓的情况下，少年哈基姆着迷于他自己国家发生的变革。他已经与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所有政治观点划清了界线，因为仅仅在一年之前，他那年轻的想象力已经受到了那些狂热的学生和工人在巴黎所进行的骚乱和几近革命的鼓舞。这位激进的青年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狂热的政治，这位哈罗公学的男生已经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彻底转变了。他多次去利比亚驻伦敦大使馆，强烈要求离开哈罗学校回到祖国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
他的申请书被注意到了，也被拒绝了。但一名外交官，一名旧政府的支持者，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了在日内瓦的曼苏尔先生。于是父子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但那个男孩拒绝认错。17岁那年，他的生活费来源断了，哈基姆·曼苏尔从哈罗辍学了。他在欧洲漫游了一年，试图向的黎波里表明他的忠诚，但总是遭到拒绝。1972年，他假装改变政治观点，与父亲言和，加入了在日内瓦的流亡朝廷。
在那里期间，他获悉了一个阴谋的详情。该阴谋的资金由伊德里斯国王的财政大臣提供，由一帮前英国特种部队军官组成一支突击队，乘坐一艘叫“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船从热那亚出发，突袭利比亚海岸，以对卡扎菲实施一场反政变。其方法是打开的黎波里的一座主要监狱，也就是所谓的“的黎波里希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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