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战刚结束他出生于明斯克附近一座简陋的棚屋里说起，至6个月前他在莫斯科作出决定的那天，因为他再也不能容忍他已经厌恶的一个社会和政权。他从没否认对他的祖国苏联仍留有一份深爱，并对于被他永远留在了身后的这一事实显露出正常的感情。
他的妻子嘉伊娅是莫斯科一名成功的剧团导演，但他宣称他与嘉伊娅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有3年了，他还愤怒地承认了她与一些年轻演员的几次风流韵事。
他分别通过了就他的背景、生涯、私生活和改变政治信仰的三次测谎仪测试。他开始吐露第一类情报。
其中一件事是，他的生涯变动很多。从他在第三总局，即武装力量总局的4年里，他作为军情局库琴科少校在苏军总司令部计划参谋部工作，期间他认识了许多高级军官，了解了陆军和空军各作战师的驻防，以及海军舰艇在服役和在船坞建造的情况。
他提供了令人惊奇的红军在阿富汗遭受失败的内部消息，道出了苏军在那里的士气低落，以及莫斯科对阿富汗傀儡独裁者巴布拉克·卡迈尔越来越失望的局面。
在到第三总局之前，奥洛夫曾在非法行动局工作，这是第一总局里面的一个部门，负责在全球操纵“非法”特工。“非法”特工是所有特工中最隐蔽的、专门刺探自己的国家（如他们是该国人士）情报，或乔装打扮生活在外国。这些特工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对他们来说，暴露和被捉不仅仅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而是更为痛苦的逮捕、严刑审讯，有时还会被处决。
虽然那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但他似乎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惊人的记忆力，他开始说出他曾经帮助建立和运作的情报网，主要在中南美洲，那是他以前活动过的地方。
当一名投诚者吐露的情报引起了争议时，东道主情报机关的官员往往会出现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信任和支持这个新的投诚者，而另一个阵营则怀疑和反对他。在中情局的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是高里津和诺申科的案子。
1960年，阿纳托利·高里津投诚过来并告诉中情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哪里出乱子哪里就由克格勃在背后搞鬼。高里津认为克格勃没有不干或不准备干的坏事。对于由反间谍头子詹姆斯·安格尔顿领导下的中情局内部的强硬派来说，这些话特别悦耳动听，因为安格尔顿多年来一直在向他的上司提醒这类话。
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遭暗杀，杀手显然是一个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左翼人士。那人娶了一个俄罗斯的妻子，曾向苏联投诚，并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1964年1月，尤里·诺申科向美国投诚，声称他在俄罗斯时曾是奥斯瓦尔德案子的管理员，并说克格勃发现奥斯瓦尔德是一个讨厌的人物，已经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且与肯尼迪被刺事件毫无关系。
由安格尔顿支持的高里津，立即谴责了他的俄罗斯同胞。诺申科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审讯，但他仍没有改口。这一争议把中情局分成了两个阵营，并持续了整整20年。根据谁对谁错这个问题的结果，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光明起来了而另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则暗淡了，因为以成败论英雄是公理。在比奥特尔·奥洛夫的案子里，局里没出现敌对的派别，光荣落到了特别项目办公室主任——把他带进来的凯文·贝利身上。
在乔·罗思与奥洛夫上校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起分享生活的第二天，山姆·麦克里边悄悄地进入位于布鲁姆斯伯里中心的大英博物馆的门廊，朝着在圆拱屋顶下面的那个巨大的圆形阅览室走去。
与他在一起的有两个年轻人：丹尼斯·同特和另一个叫巴顿的人。后援小组的人谁也看不见基普赛克的脸——他们没有必要看见，而且这样也许有危险。他们的工作只是在入口处附近闲游，一边浏览摆放在外面的报纸并确保他们的科长不会受到他人的干扰。
麦克里迪走向三边围有书架的一张阅览桌并询问已经坐在那里的一个人是否介意他的进入。那人一直弓着头在阅读一部巨著，偶尔还做一些笔记，他一言不发地向对面的那把椅子作了一下手势，并继续阅读。麦克里迪静静地等待着。他已经选了一本他想阅读的书，过了几分钟一位阅览室管理员把那本书给他送过来，然后又静静地离开了。对面的那个人仍低着头。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麦克里迪说话了。
“你好吗，尼古拉？”
“嗯。”那人轻声说，一边在纸上做着记录。
“有消息吗？”
“下星期我们有一次接待任务，在驻勤处。”
“是莫斯科总部来人吗？”
“是的，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来。”
麦克里迪没作任何表示，他保持着看书，他的嘴唇几乎没在运动。在这块围绕着书架的阅读桌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听到这种低低的耳语声，而且没人想走近这个阅读桌。冈特和巴顿在把守着。但他对这个名字感到惊奇。德洛兹多夫，个子矮壮，长得有点像已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克格勃第一总局非法局的负责人，且极少冒险离开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