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科借来的那张地图上的路线，而且在伦敦飞往汉诺威的飞机上又仔细地看阅了那张地图。从爱尔福特大街进城，他朝着市中心方向直线骑行，看见前方出现了国立剧院。地平石路面变成了卵石路面。他骑车左转进入海因里希·海涅大街，继续向着卡尔·马克思广场骑行。在这里他下了车，开始低头推着自行车行走，因为来自于两个方向的警车从他身边疾驶而过。
在拉腾瑙广场，他去寻找布莱纳街，并在广场最远一边找到了它。根据他的记忆，波克街应该处在右边。果真如此。14号是一座旧楼房，已年久失修，如同昂纳克先生乐园里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房屋的油漆和石膏已经剥落，8户住户的名字牌也已经褪色。但他还能分辨出3号住户的姓氏：纽曼。他推着自行车走进宽敞的正门，把车子留在铺着石板的大厅里，踏上了楼梯。楼房的每一层有两套公寓。3号公寓在上一层。他摘下帽子，拉直衣服，按响了门铃。这时候是9点差10分。
有一会儿时间没一丝动静。2分钟后，传来了一阵拖着脚步走动的声音，接着门慢慢地打开了。纽曼小姐已经很老了，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满头银丝，还用两条手杖支撑着身体。麦克里迪猜测她快90岁了。她抬头望着他说：“谁呀？”
麦克里迪绽出欢快的笑容，似乎遇到了老熟人。
“没错，是你，小姐。你变了，可没我变得多。你不会记得我了。我叫马丁·哈恩。40年前你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
她直直地凝视着他，用她那双在金边眼镜后面的明亮的蓝眼睛。
“这次我碰巧来魏玛。是从柏林来，我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在这里。电话号簿上列着你的名字，所以我就过来碰碰运气。我可以进来吗？”
她往旁边一站，他进屋了。一间暗暗的门厅，发出一股陈年的霉味。她在前面引路，她那患有关节炎的双膝和双踝使她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他们进入了客厅，那里的窗户能俯视下面的街道。他等待着让她先坐下，然后在一把椅子里就座。
“那么，我曾经教过你，在海因里希·海涅大街上的那个古老的小学里。那是什么时候？”
“嗯，那一定是1943年和1944年。我们遭到了狂轰烂炸，在柏林。我和其他人一起被疏散到了这里。肯定是1943年夏天。我的同班同学有……唉，他们的名字……哦，我记起了布鲁诺·莫伦茨，他是我的好伙伴。”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麦克里迪也跟着站起身来。她一拐一拐地走到窗户边去看下面的街道。一辆满载着警察的卡车隆隆地驶了过去。车上的乘员全都直挺挺地坐着，他们的皮带上挂着匈牙利造的AP9自动手枪。
“总是那些穿制服的。”她轻柔地说，似乎在自言自语。“先是纳粹分子，现在是共产党人。总是那些穿制服的和拿枪的。先是盖世太保，现在是国安局。啊，德国啊，我们到底干了什么，要得到这两种报应？”
她从窗户边转过身来。
“你是英国人，对不对？请坐下。”
麦克里迪高兴地就座了。他明白虽然她年事已高，但头脑仍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特别的事情？”他有点恼火地问。她没去理会他的恼怒。
“三条理由。我记得战时和战后教过的每一个男生，而且男生中没有马丁·哈恩。其二，那所学校不在海因里希·海涅大街。海涅是犹太人；纳粹把他的名字从所有街道和纪念碑上去掉了。”
麦克里迪追悔莫及。他应该知道海涅是德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名声只是在战后才得以恢复。
“如果你现在高声叫喊或报警，”他平静地说，“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但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带走并把我枪毙。你要怎么办由你选择。”
她一拐一拐地走回椅子坐下，开始以那种老年人的口吻缅怀往事。“1934年，我已经是柏林洪堡大学的一名教授。是当时最年轻的、而且是惟一的女教授。纳粹上台了。我不喜欢他们，我发表了一些反纳粹言论。我认为我还算是幸运的，我很有可能被送进集中营。他们从宽处理了我；我被遣送到这里，在小学里为农场工人的孩子们教书。
“战后我没有回到洪堡。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里的孩子也与柏林那些聪明的小伙子一样享有我能给予他们的受教育的权利；部分是因为我也不想施教共产党版本的谎言。所以，间谍先生，我不会去报警。”
“那么如果他们抓住我，你不怕我把你供出来吗？”
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年轻人，如果你到了88岁的年龄，你也不怕他们会怎样对待你了，因为死神已经快要向你招手了。你为什么来找我？”
“布鲁诺·莫伦茨。你记得他吗？”
“哦，是的，我记得他。他遇上麻烦了吗？”
“是的，小姐，大麻烦呢。他在这里，这附近。他来执行一项任务——为我。他病了，头脑得了病，精神崩溃了。他躲藏在这里，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