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安局逮捕就是悄悄地潜回了东德。他知道，有一天他将把爱尔穆特·凯普尔小姐从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召回到她所敬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此之前，她将继续在迪特·奥斯特局长上班前一小时到达办公室，复印任何有价值的文件资料，包括全局员工的人事档案。在夏天，她将继续在那个安静的公园里吃色拉三明治当中饭，用一些干净的面包屑喂鸽子，最后把那只空了的三明治包装袋丢进附近的一只垃圾箱。几分钟之后，那个牵着狗散步的绅士将从那里把它取走。在冬天，她将在那个温暖的咖啡馆里吃中饭，并把她所看过的报纸丢人门口的那只垃圾桶里，那位街道清洁工将把它从那里捡出来。当凯普尔小姐回到东德后，她将参加国宴，受到安全局长埃里希·米尔克的接见，或者可能是党的领袖埃里希·昂纳克的亲自接见，被授予一枚勋章，领取一份政府年金，还将得到在菲尔斯腾瓦尔德湖边的一套温暖舒适的退休公寓。
当然，马尔库斯·沃尔夫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超人。他不可能知道到1990年时东德将不复存在，米尔克和昂纳克将遭到废黜和受到侮辱；他本人将会退休，靠写回忆录而去挣得一份丰厚的稿费；而爱尔穆特·凯普尔将在西德的一个僻静处度过她的余生，该地方的条件要比原定她那湖边的公寓差多了。
瓦纳芙斯卡姬少校抬起头来。
“他有一个姐姐。”她说。
“是的。”沃尔夫说，“你认为她也许知道一些事情吗？”
“可能不会有什么收获。”苏联人说，“如果我去探访她……”
“如果你能从你的上司那里获得同意。”沃尔夫温和地向她建议。“你不是为我工作的。”
“但如果我能去成，我会需要一种身份掩护。不是俄罗斯人，不是东德人……”
沃尔夫自我否定似地耸耸肩。
“我倒有一些假的身份证明，随时可供使用。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奇怪的行业的一部分内容……”
波兰航空公司的LOt104航班上午10点钟经停在柏林合尼菲尔德机场。该航班延误了10分钟，以让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登机。如同沃尔夫所指出的，她的德语说得比较好，但还不能冒充德国人。她在伦敦要见面的人当中，极少有说波兰语的。现在她带上了去走访亲戚的一位波兰教师的证件。波兰是一个大为宽松自由的国度。
波航的那架定期客机于11点钟降落了，因时差关系节省了一个小时。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在30分钟内经过了护照检查和海关卡口，在航站2号集散大厅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了两个电话，并坐上出租车去了伦敦市樱草山区。
中午时分，山姆·麦克里迪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才刚刚与切尔特南通完话搁下话筒。他所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没有动静。时间已经过去了48个钟头，而莫伦茨仍然在逃。现在打电话的人是楼下的北约科科长。
“上午送来的公文袋里有一份电文。”他对麦克里迪说，“也许没什么苗头；那样的话，你就把它扔进废纸篓吧。反正我现在让收发员送上来。”
5分钟后，那份电报稿送达了。当麦克里边看到电报及其上面的时间后，他不由地大声咒骂起来。
情报界中的“需要知道”原则通常运作得较好。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无需知道某事的人，是不会被告知的。这样，如有泄密，无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损失就不会很大。但有时候也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一份也许能改变事件的信息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没人认为是必要的。
在哈尔茨山区的阿基米德监听站和在切尔特南的东德科监听员们已被告知把他们截获的任何消息及时传送给麦克里迪。如电讯中有“格劳伯”或“莫伦茨”字样，则更应该立即传送。但役人想到还应该把这件事通知到对盟国的外交和军事通讯的监听人员。
麦克里迪现在手头上的电文时间是星期三下午4点22分。电文内容如下：由：赫尔曼致：菲特策乌特急。请洽阿·法夸森夫人，娘家姓莫伦茨，应该住在伦敦。问她在过去的四天里是否见到过她的弟弟或听到过他的消息。完。
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在伦敦有一个姐姐，从来没告诉过我，麦克里迪沉思着。他开始纳闷他的朋友布鲁诺还有什么关于过去的事情没告诉过他。他从一个架子上抽出一本电话号码簿，寻找法守森这个姓氏的栏目。
幸好这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如果姓史密斯就得找上半天时间了。电话号码本里有14位法夸森，但没有以A为名字字头的已婚妇女。他开始按照这14个人的顺序，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在前面的7个电话中，5个人回答说不知道阿·法夸森夫人。2个电话没人接听。在打第8个电话时他的运气来了；电话本上的姓名是罗伯特法夸森。一位妇女来接听电话。
“是的，我是法夸森夫人。”
话声中好像有德语口音。
“请问您是不是阿·法夸森夫人？”
“是的。”她似乎有所警觉。
“对不起，打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