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们从奥斯蒂亚用船舶运回美国去了。弗吉尼吉人回到了谢南多亚。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叫母亲的奥斯汀小伙子回到了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他的体内，他的腹壁已经愈合了。
“在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自己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并带走了我。英军上将亚历山大曾在罗马的那家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我可在一家英国的医院里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至战争结束，所以我做出了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和平随着1945年的最后投降来临了，我被准许回到已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汉堡。”
“那么以后的31年时间里你一直在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来自卡姆波广场的尖叫声清楚地传了过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余下的9匹马在继续竞赛。尽管铺上了沙子，但下面的卵石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的步伐是狂乱的，人仰马翻是经常发生的。
那人慢慢地耸了一下肩膀。他朝四周打量了一遍。
“在那三天中这座院子里所发生的，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是一个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但没那么好。这与那位姑娘有关。”
“以后还会有赛马会的，”游客说，“给我说说那位姑娘。”
“好的。我在1945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占区。开始时，我在他们的一家大医院里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1949年我们又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非纳粹共和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了，我成了一名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繁荣富强起来了，我转而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1965年，结婚15年后我的婚姻结束了。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是痛苦的，但他们也理解了。我有了自己的钱，我也有了自己的自由。1968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到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你。”
“那么你又找到她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找到了。时间已经过去了24年。我猜想她已经有40多岁了，与我差不多。我猜测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如果她已经还俗，那么她应该是一位有了自己孩子的已婚中年妇女。所以在1968年的夏天我来到这里，在帕特里齐亚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我的寻找。
“首先我去了我能够找到的所有女修道院。共有3座，全是不同的宗教团体。我雇了一名翻译，去查访了所有3座女修道院。我询问了那里的院长嬷嬷。两座在战时就存在了，第三座是后来建立的。当我描述了我在寻访的那位见习修女后，她们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们还召来了院里最年长的嬷嬷，但都不知道一位这样的修女。
“特别之处是她穿过的那种衣袍：浅灰色的，胸前缝着一只深灰色的十字。没人认出它。这些女修道院里都没有浅灰色的衣袍。
“我把网撒得大一些。也许她是来自于锡耶纳以外的宗教团体，在1944年德军侵占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是在探亲访友。我在托斯卡纳漫游着，寻找着她所属的女修道院。没有成功。在我的翻译失去了耐心以后，我研究了各修女团体所穿的各种衣袍，过去的和现在的。共有好几种浅灰色的衣袍，但没人见过钉有一条横杠折断了的十字标志的那种。
“6个星期之后，我明白这事毫无希望了。没人听说过她，更不用说见到过她了。24年前，她连续三个晚上走进这座院子。她曾经擦抹过临死的士兵们的脸面，还安慰过他们。她曾经触摸过他们的伤口，而且他们没有死去。也许她天生具有经她触摸就能使伤口痊愈的能力。但她消失在战火纷乱的意大利之中了，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祝她安康，不管她在哪里，但我知道我将永远找不到她了。”
“但刚才你说你已经找到了。”美国人提醒说。
“我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外科医生纠正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这座城市出版两份报纸，《锡耶纳快报》和《锡耶纳报》。我在每一份报上刊出了一条四分之一版面大的寻人启事。报纸上甚至还登了一张图画。我画出了她所穿过的那件棉布衬衣的式样，这张草图随着文字一起登载出来了。该启事还许诺向任何能够提供有关这件奇异衬衫线索的人给予奖励。在我要离开的那天早上，报纸登出来了。
“我正在房间里收拾行装，这时候总服务台打电话上来说有人在找我。我带着行李走到楼下。我的出租车将在一个小时之内抵达。我再也不需要那辆出租车了，我还误了我的航班。
“等待在大厅里的是一个长着一头白发绒毛的小老头，一身僧人打扮，一件深灰色的衣袍，腰上围着一条带子，脚上套着一双凉鞋。他的手里拿着一份《锡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