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发生，与此同时，还要面对一个言语不通的人。只有遇到过此类事情的人才会理解我们当时是什么样子。我向他点了点头，并示以微笑。他也向我点头微笑。最后还是他打破了沉默。
“是英国人吗？”他用法语说，指着伯纳黛特和我自己。我耐心地摇了摇头。有史至今，被错当成英国人是爱尔兰人的忌讳之一。“爱尔兰人。”我用法语说，希望我说明白了。他的神态一下子明朗起来。
“哦，荷兰人？”他说。我又摇了摇头，于是拉着他的胳膊，来到了汽车的后部。车尾侧面贴着的标牌上，白底黑字，写着爱尔兰字头的三个字母。他笑了，像是一个尴尬的孩子。
“爱尔兰人？”我向他微笑着点头。
“爱尔兰？”我又微笑和点头。“英国的一部分。”他说。看来有些事情人们争也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多亏了伯纳黛特的父亲和叔叔的牺牲，爱尔兰才没有成为英国的一部分。现在显然不是和这位好心的牧师解释这个问题的时间和地点。
这时，从路两边都是用砖垒成的棚子的小巷里，刚才那位农民坐在一辆旧的隆隆作响的拖拉机上出现了。在这个由牛马拉车的世界里，它或许是这个村中的惟一的一辆拖拉机。它的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比我这台车的发动机在熄火之前的声音好不了多少。它突突突地响着来到了街上，而且就停在我的汽车旁。
这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农民用一根结实的绳子，把我的车与他的拖拉机连上。牧师示意让我们上车。这样，牧师在旁边走，我们被拖拉机拉着，绕过一个路口，进了一个院子。
借着落日的余晖，我发现这也是一个砖垒起的棚子。棚子上方写着：“汽修厂”。显然它已关门上锁了。农民取下连接汽车和拖拉机的挂钩，把绳子归拢起来。牧师指着他的表和这家关了门的修理厂，示意该厂第二天早上7点开门，到那时那位现在不在的修理工就可以检查一下汽车的毛病了。
“一直到那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哪？”伯纳黛特小声对我说。我把牧师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用双掌放在脸的一侧，歪着头，用这种国际上的通用的手势来表达我们想要睡觉，牧师明白了。
牧师和农民之间又快速地说了几句话，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那位农民抬起了一只胳膊，指点着什么。我听出了，“普里斯”这个音，当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到牧师同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他转过身来，向我们示意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登上拖拉机的后部的踏板上，并且要用手牢牢地抓住。
我们照做了。拖拉机开出这个院子，上了大路。那位好心的牧师向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了。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拖拉机的尾部的踏板上，感觉这样子实在是太傻了。我用一只手拿着装有过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只手继续抓住拖拉机。
驾驶员一声不吭地沿着村子对面的公路行进，穿过一条小溪，又爬上了一座小山，快到半山腰时他拐进了一个农家院，里面满是夏天的尘土和牛粪。农民把拖拉机停在农院门口附近，示意我们下车。马达还在运转着，发出很大的响声。
农民来到农院门前，敲了敲门。不一会儿，一位妇女出来了，她身后煤油灯的光映射着她的轮廓：矮个儿，中等年纪，扎着一副围裙。拖拉机司机指着我们和她说着话。她点了点头。他也显出很满意的样子。然后，他回到了拖拉机上，对我们指了指那扇敞开的门，然后开车离开了。
就在他们俩谈话的时候，我凭借着最后一抹霞光，环顾了一下这个农家院。
它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过的众多农家院中典型的一个：小杂院，物品东一堆西一堆。一个牛棚，一个马圈，在一个手压井旁有一个木制的水槽。一大群褐色的鸡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这一切都经历着大自然的洗礼。没有现代化的气息，也没有高效率的氛围，但就是这种成百上千的传统法国农家小院构成了农业经济的支柱。
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我听到了斧头有节奏地一起一落的声音以及它劈进木头的重击声，也听到木头被劈开时的绽裂声，有人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采暖用的劈柴。这时，门口的女人在用手召唤着我们进屋。
这座农舍可能有个起居室、客厅、休息室——你只管随便叫好了，但我们被让进了厨房，显然这里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这间屋子的地面是由石板铺成的，里面有一个洗碗槽，一个餐桌，在火炉旁有两把旧的舒适的椅子。石头水槽旁还有一个手压水泵，表明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一盏煤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我把行李放了下来。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爱：圆圆的、苹果红的脸蛋儿，灰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发髻，一双饱经风霜的手，灰色的长裙，白色的围裙。她脸上流露出欢迎的微笑，她向我们介绍自己是普里斯夫人，我们把名字告诉了她。她是肯定不会拼读我们的名字的。我们之间谈话显然就被限制在不停地点头和微笑这个范围之内了。但是想想一个小时以前在山上我们的困难处境，有这么一个地方待着，我们已经很是感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