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
“后来又怎么了？”法官问。
“我承认，我当时是鬼迷心窍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刹那，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法官心中忖度道：你呀，我的朋友，你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啊。于是，他不禁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桩事，当时他在另一个法庭上判案时，也曾受到新闻界的粗暴和无礼；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气愤更是有增无减。于是他大声宣布道：“这是一桩非常严肃的案件。法庭应该接受你是受了冤枉的，甚至，你那天早晨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中是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的，然而，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就去打一位国家大记者的鼻子。罚款100英镑，加50英镑诉讼费。”
比尔·查德威克这边填支票时，那边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了。他们都急忙去打电话和乘出租车去了。他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气得脸色发黄，浑身颤抖。
“你这个混蛋，”记者说，“你不能在法庭上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
“我能，确实能，”查德威克说，“我在被告席上发言，合法的，我可以讲。这叫绝对特权。”
“但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也没干那种事，”布伦特说，“换谁你也不能那样说。”
“为什么不能那样说？”查德威克心平气和地说，“事儿都是你干的。”
（郝启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