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缩在座位里，默默地盯着前面。
“回局里。”汉雷说。
任何国家里的谋杀案调查都不会像电视里那样，充满着令人鼓舞的推理和判断。实际上，百分之九十都是繁琐的手续、填写一系列的表格；还有善后工作，麻烦得要死。
大个子汉雷亲自把老头送进拘留所后面的小拘留室中。老头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也不提出请律师。汉雷还不想起诉他，至少可以拘留他24小时。况且，首先需要的是更多的事实。他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打电话。
“按规章办事，小伙子，按规章办事。咱们不是福尔摩斯。”多年前，他的老上司总是这样对他说。好办法。许多案件的败诉，不是由于调查的不充分，而大都是由于手续不全，经不起法庭上的严密追究。
汉雷正式地通知了民政机关，说发生了一起死亡案。他的电话正是时候，那位老民政官员正要去吃午饭。然后，又给设在汽车终点站后边的斯道大街的陈尸所打了电话，说下午将送来一具死了很久的尸体。他又设法找到了病理学家麦卡瑟教授。教授正在食堂里吃饭，他专心地听着电话，叹了一口气，可惜自己的这顿佳肴没有吃好，但他答应马上就来。
还得搞些帆布将现场围起来；找些人，让他们拿着锹镐到梅友路报到。他还找来手下的三名刑侦人员。他们正在吃午饭，立即被叫到办公室来了。他一边工作，一边胡乱地吃了两块三明治和一大杯牛奶。
“我知道你们忙，”他对他们说，“我们都忙，所以，我想把这个案子快点搞完，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他指定探长为现场指挥，立刻打发他到梅友路去。两名年轻的刑侦人员分头去执行任务。一个去详细调查那所房子。房管局局长说过房子归老头所有，属私人财产。市政厅税务局可能了解该房的历史和所有权的变动情况，在财产注册中会有确凿线索的。
另一个刑侦人员是跑腿工作。要查出梅友路的每一家老住户（现在大都住在市政厅公寓大楼里）；找到老邻居、知情人以及该区拆毁前15年间负责该地段的警察们。但凡过去的，不管多少年以前，只要了解梅友路情况、认识老头的人都要问一问。汉雷还强调说，也包括那些了解已故拉金太太的人。
他还派了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让他开车到房管局，把上午用车拉走的那些私人东西都拉到警察局来。
当他站起来伸伸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他指示把老头带到审讯室。他喝干了牛奶，又等了5分钟。他走进审讯室时，老头正坐在桌子旁，两手交叉握在身前，眼睛望着墙。一个警察站在门口。
“他说什么没有？”汉雷小声问警察。
“没有，什么也没说。”
汉雷示意让他走开。
就剩下他们俩时，他在老头对面坐下来。市政厅的记录上说，他叫赫伯特·杰姆斯·拉金。
“那么，拉金先生，”汉雷和蔼地说，“你难道不认为只有说出来才是明智的吗？”
经验告诉他，吓唬这个老头是没用的。老头不是黑社会的那种痞子。他曾经处理过三个杀害老婆的犯人，都是胆小温顺的人。那些人在这位高大而具有同情心的警察面前交待出犯罪的具体情况之后，都显得很轻松，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老头慢慢地抬起头看了看他，看了一会后，又低头去看看桌面。汉雷掏出一盒烟，把烟打开。
“抽烟吗？”他问。老头没有动。“其实我也不抽。”他说，但他把烟敞开着放到桌上，旁边放了一盒火柴。
“你真有个挺劲儿，”他承认地说，“在房子里挺了好几个月。但早晚还是市政厅要赢的，这你很清楚，对不对？既然知道他们早晚会派人来，何必呢？多下不了台。”
他等着对方表态，随便老头说什么都行。但一点反应也没有。没关系，他等待犯人张口时，总是很有耐心的。他们早晚会张口的。说出来才痛快，不说出来总是病。教堂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忏悔后，他的内心是很痛快的。
“多少年了，拉金先生？你担惊受怕、等待，有多少年了？从第一辆推土机开到那块地方拆房子起，过去几个月了？伙计，这一关你是躲不过的。”
老头抬起眼睛，正碰到汉雷的眼光。他可能在寻找什么。一个人深居简出、与世隔绝了多年，可能在寻求同情。汉雷觉得他快说了。老头的眼光移开去，从汉雷的肩上望着后墙。
“完了，拉金先生，一切都完了。早晚要暴露的。我们要一年一年地追溯回去，一点一点地仔细清查，再把所有的线索综合起来。你是知道的，是拉金太太，不对吗？怎么？另一个男人？或者，只是一次吵嘴？或者是一次偶然的事故？所以，你害怕了，随后就那么干？又像隐士一样地消磨时光。”
老头的下嘴唇动了动，用舌头舔着下嘴唇。
我把他说通了，汉雷想，就要说了。
“这可能是件坏事，这么多年了，”汉雷继续说，“孤零零地待在那儿，没有朋友和亲戚，就你自己，心中老想着自己的老婆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