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纳特金说，不等那人开口，他接着说，“你瞧，你干吗不把底片寄来？我们把这件事忘了算了。”
电话里没有声音，好像那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疯了怎么的？”那人终于问道。
“没有，”纳特金一本正经地说，“我很好。我只是想让你明白由此所引起的一系列麻烦，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少废话！你听我说，老顽固，”那个声音愤愤地说，“叫你他妈的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然的话，老子就把照片寄给你老婆和老板，见你的鬼去吧！”
纳特金先生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气，说：“我就怕这样，你说怎么办？”
“明天午休时间，坐出租车到阿尔伯特桥大街，拐到巴特希公园，然后走进去，沿着西甬道背向河朝南走，走一半时间向右拐到中央甬道上，一直走下去，走到一半时，那儿有两把椅子，在这个时候那里不会有什么人的。把那东西用褐色纸包好，放到第一把椅子下，然后一直走出公园。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纳特金先生说。
“好，”那人说，“还有一点，你一进公园，就有人监视你，你放东西时也有人监视你。甭想警察会帮你的忙，我们知道你长的什么样，但你不认识我。如果有一点儿不对头的现象，或有警察监视，我们就溜，你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的，对不？纳特金？”
“我懂。”纳特金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好，照着告诉你的办，别出什么差错。”
那人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纳特金借故溜到屋侧的车房里，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第二天，纳特金丝毫不差地遵嘱而行。他沿着公园的西南道走着，刚要拐向中央南道，突然一个人向他打招呼，那人就在几步之外，旁边停着一辆摩托车，他正看地图，戴着头盔、风镜，脸上围着围巾，他透过围巾叫道，“喂，伙计，能帮个忙吗？”
纳特金先生是一个讲礼貌的人，他停下来走到几码外的摩托车旁，低头去看地图。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到他的耳中：“我要拿走那个东西，纳特金。”
那包东西从他的手中拿走了。摩托车打着火，将那包东西放到车把前的筐中，只几秒钟，就开走了。这事的发生是如此之短暂，那人动作是那么敏捷，逃得那么快，即使是有警察监视，也是抓不住他的。纳特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商业区的办公室。
一周以后，刑侦部的斯麦雷探长来敲纳特金的门，他那长得像马一样的脸上遮着一层愁云。他站在门口，穿着黑色长大衣，像一个商人。冬天的夜晚又冷又黑。
“纳特金先生吗？”
“对。”
“赛缪尔·纳特金先生吗？”
“哦——正是，我就是。”
“我是斯麦雷探长，可以耽误你几分钟吗？”他掏出证件。纳特金点头示意，说，“进来吧。”
斯麦雷探长有点吞吞吐吐的样子。
“嗯——我要问的是，纳特金先生，一点私人的事情，也有点难堪。”他开口说。
“天啊，”纳特金说，“有什么可难堪的呢，探长？”
斯麦雷探长望着他，“没什么，可……”
“你瞧你，探长，没必要。给警察一些球票，没问题。我们网球俱乐部发了一些，作为今年的秘书，我想……”
斯麦雷探长叹了一口气。“不是球票的事，老兄，我是来调查的。”
“那就更没什么难堪的了。”纳特金先生说。
探长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我是考虑——这个——你的难堪，不是我的。”他耐心地说，“你夫人在家吗？”
“在，但她上床了。她总是早休息，是这样，她的身体……”
好像鬼使神差一样，楼上一个抖抖嗖嗖的声音传下来，“谁呀，赛缪尔？”
“一位先生，警察局的，亲爱的。”
“警察局的？”
“你甭管了，亲爱的，”赛缨尔·纳特金向楼上喊道，“嗯——只是谈谈两周以后跟警察队比赛网球的事儿。”
斯麦雷探长点头表示同意他的遁词，并跟着他进了屋。
“现在，你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了。有什么使我难堪的？”纳特金一边关门一边说。
“几天前，”斯麦雷探长开了腔，“警察局在伦敦西区的一所房子里搜查，碰巧在一个锁着的抽屉里发现一堆信封。”
赛缨尔开始感兴趣地瞧着他。
“大约30来个信封，每个里面都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和他的家庭住址，有的是工作单位的地址；每个信封里还装有10多张底片，每张上都是一个男人，大都是成年人和一个女人胡来的事。”
赛缨尔·纳特金的脸一下子变白了，紧张地舔着嘴唇。
斯麦雷探长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每张照片上，”他接着说，“都是同一个女人，一个犯了罪的妓女。实不相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