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辞呈就放在他身前的桌子上面——詹姆斯·塔格特躬身坐在那里，咬牙切齿地盯着它。他似乎觉得他的敌人不是上面的这些话，而是将言语呈现出来的这张纸和墨水。他一向认为思想和言语起不了什么决定作用，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却是他这辈子都在竭力逃避的：那就是承诺。
他还没有下决心辞职——还没有完全决定，他心想：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对他来说就是“预防万一”。他觉得这封信是一种防范；但他还没在上面签名，这是他对这种防范所采取的防范措施。让他切齿痛恨的是那些使他无法继续这样下去的事情。
他今天上午八点得知这场灾难；中午的时候，他来到了办公室。尽管他实在不愿承认理智带给他的直觉，但直觉还是告诉他，这次他必须要到场。
在这样一场他熟知的牌局里，被他当成王牌的那些人都不见了。克里夫顿？洛西凭借着医生的诊断声明躲了起来，医生说，洛西先生由于心脏状况不佳，现在不能受打扰。塔格特的一个高级助理据说是头一天晚上就去了波士顿，另一个出人意料地被一个说不出名字的医院叫去，看护他那个平白冒出来的父亲。总工程师家里的电话无人接听，负责公关的副总人也不见了。
在来办公室的路上，塔格特看见了街上特大新闻的黑体字。走在塔格特公司的楼道里，他听见了从某人办公室的收音机喇叭里传出的说话声，通常，从暗无灯光的街角才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它在高喊着要将铁路收归国有。
他穿过走廊的时候，脚步声很响，为的是让人能看见他，同时又很急，因为不想被谁拦住问问题。他锁上了办公室的门，吩咐了秘书他不见任何人，不接任何电话，并告诉所有来人，塔格特先生正忙着。
然后，他怀着苍白的恐惧，独自坐在桌前。他感觉自己被困在地下室里，上了的锁再也无法被打开了；又觉得他是被绑在陈列架上，全城的人都在下面看着他，便盼着那把锁能永远不被打开。他不得不来到办公室，这是对他的要求，他不得不无聊地坐在这里等着——等待他所不知道的事情降临在他身上并且决定他的行动——他既害怕有人会来找他，又害怕这个无人到来的事实，没人告诉他该怎么办。
外间办公室响起的电话铃声听起来像是在求援。他看了看大门，恶毒而得意地想着那些声音都被他秘书和善的身躯挡在了外面，这个年轻人唯一擅长的就是逃避，干这个的时候一点也不脸红。这些声音，塔格特心想，是来自于科罗拉多，来自塔格特系统的各个中心，来自这座楼里的每一间办公室。只要他用不着去听，他就还算安全。
他的想法已经在身体里凝结得如同一个凝固、结实、不透明的球，对此，管理塔格特系统的人们谁都无法参透，他们只是一群需要被哄骗的对手而已。令他感到更加害怕的是那些董事会里的人们，但他的辞职信可以令他从火中逃生，而让他们在火里纠缠。最令他害怕的是想到那些在华盛顿的人。如果他们打来电话，他就不得不接——他的那个善于见风使舵的秘书能听得出谁的声音可以不受他命令的约束。但华盛顿方面没有打电话来。
恐惧在他的体内一阵阵发作着，令他口干舌燥。他不知道他怕的是什么。他知道威胁并非来自那个收音机里说话的人。他从这个咆哮的声音里体会到的更像是一种他已经预感到的恐惧，如同他会穿剪裁合体的礼服和去发表午餐讲演一样，那是他的位置带来的职责上的恐惧。但在这恐惧的下面，他感到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偷偷摸摸地像是蟑螂飞快而隐蔽的爬行一般：假如那个恐惧真的出现，一切就都解决了，他就不用去做任何决定，不用去签辞职信……他不再会是塔格特公司的总裁，可别人也不会……别人也不会……他坐在那里盯着办公桌，把眼睛和脑子的注意力分散开来，就如同他是沉浸在一团迷雾之中，拼命不想让它聚显出任何的形状。对于能够辨认的东西，他可以拒绝去辨认，从而对它视而不见。
他没有分析科罗拉多发生的事情，没有试图去弄清事情的起因，不想考虑这些事情的后果，他不去思考。情感结成的球如同是他胸腔内沉甸甸的一块东西，填充着他的意识，使他能够放下思考的责任。这个球是仇恨——仇恨便是他仅有的答案，便是这个唯一的现实。仇恨得没有对象，没有原因，没有开始和结束，仇恨便是他对全世界的要求。仇恨就是正义、权利，就是绝对。
电话在寂静之中叫了起来。他知道，这并不是在向他求助，而是在向被他窃取的这个实体请求。这个实体正在被求救声从他的身边拽走，他仿佛感到铃声不再是声音，变成了不断的击打，向他的脑壳上砍来。仇恨的对象似乎在铃声的召唤下开始成形，结实的圆球在他的体内炸开，把他摔得像一只无头的苍蝇。
他冲出办公室，对周围的人一脸不屑，一直跑到走廊另一头的业务部，进了业务副总办公室的外间。
办公室的门开着：越过空荡荡的桌子，他看到了巨大的玻璃窗外的天空。随后，他看到身边的外间工作人员，以及艾迪·威勒斯从玻璃隔间里露出的金黄色的头顶。他直奔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