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能制造麻烦的。”
“他们不会，”弗雷德？基南说，“你们那类知识分子只会没事的时候瞎嚷嚷—— 一有风吹草动就老实了。多少年来，他们始终唾弃那些养活他们的人——却对扇他们嘴巴的人舔指乞怜。不就是他们，像现在这里发生的一样，把欧洲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拱手交给了一群蠢货吗？不就是他们拼命嚷嚷着取消警报，打开门锁，放那些暴徒进来吗？从那以后，你听他们再吭过一声吗？不就是他们嚷嚷着说自己是劳工的朋友吗？而对于欧洲国家里的铁链党、奴役营地、十四小时的工作日，以及死于败血症的人，你听他们提高嗓门说过什么没有？没有，可是你却能听到他们对那些忍受皮鞭之苦的人们说什么饥饿就是繁荣，奴役就是自由，受刑室就是兄弟的友爱，而且，假如那些可怜的人对此无法理解，那就是他们咎由自取，要怨就怨那些监狱地牢里血肉模糊的尸体，而不是仁慈的领袖！知识分子？你也许会担心任何一种人，但绝不用担心现在的知识分子；他们什么都能咽得下去。码头工会里最差劲的搬运工都没法让我放心：他能突然想起他还是个人——然后我就管不住他了。可知识分子呢？他们早就把这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想，他们所受的一切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他们把它忘掉。对知识分子你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会忍的。”
“终于有一次，”费雷斯博士说，“我与基南先生的意见可以一致了。就算我不赞成他的感受，但至少同意他所讲的事实。你用不着对知识分子担什么心，韦斯利。你就让他们中的一些人领着政府的工资，然后派他们出去把基南先生刚才所提到的再原原本本地去宣传宣传：也就是说，受害者只能怪自己。给他们的工资够用就行，头衔一定要响亮——这样他们就会把版权的事扔到脑后，干起活来，效果能超过一整队的执法人员。”
“是啊，”莫奇说，“我明白。”
“我所担心的危险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费雷斯博士沉思着说，“你的那个‘自愿礼券’的做法可能会给你造成很多麻烦，韦斯利。”
“我知道，”莫奇沉着脸说道，“我原本是想让汤普森先生就这一点来帮帮我们，但我估计他不行。我们其实没有没收专利的合法权力。哦，可以勉强变通一下用来支持它的法律条文倒是不少，但都不够确切。只要有哪个企业大亨想试试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不是对手。况且，我们必须保持表面上的合法性——否则大众是不会买账的。”
“说得很对，”费雷斯博士应道，“最关键的是要让那些专利自愿地交到我们的手上。即使有法律允许我们施行完全的国有化，也还是把它们当成礼物收过来更好。我们要让人们感觉他们还是掌握私有产权的。大多数人是会就范的，他们会在礼券上签字，只不过会大肆渲染这是爱国的职责，不肯签字的人便是贪婪至极，而他们会签字。不过——”他停住了。
“我知道，”莫奇说，他显然越发地不安起来，“我想，总会有一些死脑筋的混账家伙不肯签字——可他们不是主流，影响不够，没人会听他们的，他们自己的社会圈子和朋友会因为他们的自私而背弃他们，因此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再怎么说，我们只要掌握这些专利就行了——而那些人既没胆子，也没钱去尝试和我们打官司：但是——”他停住了。
詹姆斯·塔格特往椅子上一靠，望着他们；他开始感到这番对话很有意思了。
“是啊，”费雷斯博士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起了某个能把我们炸成碎片的大亨。我们是否能把碎片再找回来都不好说。在目前这种疯狂的时候，情况如此的错综微妙，谁知道会出什么样的事情？什么都可能会被掀翻，让一切的努力全泡汤。假如有谁想这么干的话，那就是他了。他既想这么做，也能做得到。他知道事情的关键在哪里，清楚什么是不能说的——并且他不怕把这些说出来。他知道有一样危险的、致命的危险武器。他是我们的死敌。”
“谁？”洛森问。
费雷斯犹豫了一下，耸耸肩膀回答说，“清白无辜的人。”
洛森茫然地瞪大了眼睛，“你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谁呀？”
詹姆斯·塔格特笑了。
“我的意思就是，让人投降的办法只有一个，”费雷斯博士说，“就是让他感到罪恶，是用他已经承认了是罪恶的东西。如果谁曾经偷过一毛钱，你把对抢银行的惩罚方式加在他身上他也会认。他会忍受任何形式的不幸，不会指望得到什么更好的结果。如果世界上的罪恶太少的话，我们就必须造一些出来。如果我们灌输给一个人，看春天的花儿是罪恶的，而且他相信我们，可还是那样做了——我们就可以随便整治他了。他不会为自己申辩，不会觉得申辩对他还有什么用处，不会顽抗。不过，咱们还是别惹我行我素、问心无愧的人，这样的人我们斗不过。”
“你说的是亨利·里尔登吗？”塔格特问，他的声音异常的清亮。
这个他们一直不愿说出口的名字顿时使他们陷入了一刻沉默之中。
“如果我说的是他呢？”费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