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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们相信的价值观等等，都深深地影响着我，而且触发我的灵感。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研究片名序列。这段精彩的经历究竟是谁的功劳？有一集是关于墨西哥湾一些捕虾船的故事，其情节类似于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另一集是关于洛杉矶市的一个街头团伙的故事，在道德败坏中穿插一些诗意般的对话。再下一集是关于凤凰城散布农药的故事，具有希腊。
神话的悲剧色彩。回想当时，我既不知道一星半点有关萨特之事，又不知道存在主义；也不知道垮掉的一代的人生哲学。不过即便我不能将自己经历之事写出个名堂，它也使我感到自己有感情并理智地活着。马丁·米尔纳和乔治·麦哈利斯是电影明星，尽管他们的表演才能不凡，我仍然觉得自己难得如此着迷于场景背后的理念，着迷于创造出戏剧化的情景而且将台词（有时令人入迷的讲话能持续5分钟）放进演员口中的独创能力。赫伯特·B·伦纳德是制片人，萨姆·曼纳斯是制片主任。不错，然而……我随后想起另一个名字，应该突显在每一集影片的片头——斯特林·西利范特，那位作家。啊，天呀，这是我的新想法。
那个十一年级的学生，过去没有任何抱负的人，居然努力找到了那家“荧屏珍宝”公司的地址，那家公司名字排在片名序列末尾。因无法打字，我便寄了一封手写书信（说得更确切点是乱写乱涂）给斯特林·西利范特，询问我怎样才能学会做像他正在做的那样精彩的事。一周以后（我还记得当时的惊异），我收到他的回信——密密麻麻两页打字纸，其开头还为复信姗姗来迟而表示歉意。他解释说，他本来是会早早回信的，但收信之时他在一只出海的船上，所以稍后才写回信。他没有透露任何创作的诀窍，但实实在在地拒绝看我可能写出的任何文字（一方面出于我毫无写作经验，另一方面出于法律缘故），但是他确实给了我这句话：成为一名作家的方法就是写，除了写，还是写……
在写下数百万字之后，我仍然在写。若不是因为斯特林，我就不会上大举。也不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更不用说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我就不会遇见菲利普·克拉斯，更不会写出。我最激动的时刻，是在197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时斯特林打电话感谢我给他寄去了一本，并说他很欣赏那本小说，很高兴从中受到鼓舞。“如果我是只猫，”他说，“我就会满意地喵喵叫。”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却未见过面。直到1985年夏天，他提议我去洛杉矶与他共度7月4日的那个周末，我们才得以见面。离我首次读到他的作品之后已有25年了，我终于有机会跟他见面。他身材矮小而结实，面带豁达的微笑，绅士般的容貌，一头灰色的短发，慷慨而和善。我就像来到一位我从未谋面的父亲跟前，与他面对面似的。最后，绕了个大圈子，话说到头来，言归正传，他将我的小说《玫瑰奖同人》向全国广播公司推荐，建议他们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短片。1989年在“超级杯”赛之后，播出了那个系列剧，它是当时电视里引人关注的热点。当我看到片头名单以及又一次见到神奇的几个字时，由于敬畏我瞠目结舌——执行制片人：斯特林·西利范特。
此后不久，斯特林告诉我：他从前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泰国，现在正准备回去。他在贝佛利山庄举行了现场旧货出售，然后搬家去曼谷。他享有自由写作的舒适环境，除非他自己提出，写作并无交稿最后限期。虽然我们常谈起我要去拜访他，但是我们各自的时间表一直有冲突。我跟他惟一联系的渠道仅通过频繁的传真。真正令我痛惜不已的是在1996年4月26日早上8点过后不久（因为与《66号州际公路》初次登场的时间相对照，我确切地记得那个时刻），我正在吃早饭，一边听着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的新闻节目，此时广播员传来噩耗：“获学院奖影视作家斯特林·西利范特，因前列腺癌于今晨逝世，享年七十八岁。”我的告别话梗塞在喉咙里。那天正好是我生日之后两天。我心中的父亲离去了。
斯特林是一位我曾经邂逅的意志坚定的作家。有一次他在一个早上请牙医连续拔掉两颗智齿，然后不断地打字写作直至中午。他几乎每天都在工作，恪守交稿限期。作为多产的传奇般的作家，他对拿出一份完整的作品名单尚感犹豫，那是因为他肯定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有哪个人能这么快写出那么多作品。我从未多出作品、快出作品，但是在他的全盛时期，他的情节片都富有创造性，有强烈吸引力和思想性：仅以那部《在夜晚的激情中》为例，更不用说他的电视作品《赤裸城市》。我要以他作为榜样。
因而我跟好莱坞影片第一次接触确有助益。那个惹是生非的街头少年变得醉心于看电影，他将电影当做对其黑暗生活的解毒剂，他发现那些电影激发起的梦想，通过勤奋的劳动完全可以实现。但是有许多人接触过好莱坞电影，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经历。即使最乐观地看，作家们时常也会受到冷漠难待；如在不利的情况下更会受到刻毒的歧视。他们做事受阻碍，被误导，或遭谎骗。无法想像一些制片人会对任何一个他们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