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中带着恳求。我妈妈似乎屏住了呼吸，随后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显得十分疲倦的样子。她说必须跟爸爸商量此事，于是他们到厨房里去谈。我竭力不去看莎朗，只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最后他俩出来了，我妈妈终于同意了。她说只有一周时间，直到莎朗找到一个顶替者，没有更多余地。与此同时，如果遇上下雪天，我不会出外去送报纸。当时莎朗几乎要哭了，她不停地说谢谢。她离开后，我妈妈说但愿我们没有犯错误，但我知道我没做错。我明白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我——并非停工本身，而是太突然了，还不知道我的客户们是否收到了报纸，而且还来不及向他们解释停工原因和向其告别。我会想念他们的。一个人对某事已习以为常所产生的现象可真有趣啊！第二天早上去送报，我并没有紧张不安，反而更兴高采烈，至少还能干上好几天。这是最后几次在那么早就见到客户们的房子，我尽量记住我所喜爱的事物，将报纸送到那个仍然在吵架的卡里根夫妇家、那个为妻子哭泣的布兰查德家和喝啤酒当早饭的兰先生家。那个星期二，爸爸陪我同往，而且你可见到别家的父母也在陪伴孩子完成送报工作。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们在严寒中那么大清早就出发，他们轻声交谈以及街灯下靴子踩在雪地上传出的回音，是那么清晰刺耳。警方仍在寻找失踪的那几个男孩。但没发生什么新的情况。星期三也太平无事。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一切恢复了原样。这几天早晨都没下雪，爸爸说人们健忘得厉害，因为我们听说有许多停工的报童又要求返回工作岗位，还有许多其他的孩子要求替补空缺的岗位。从自己身上我也能感受到，现在已不再提心吊胆，甚至相反。
我不断挂念着星期一，它随时逼近，也许我可以说服妈妈让我继续送报。
星期六那天天气晴朗。我爸爸从家用车道上拿来一大捆报纸，他说外面已经不太冷了。我透过厨房窗口望着房子侧面挂着的寒暑表，厨房灯光能够照到那里。表上的红线差不多停在华氏32度。尽管肯定得戴上连指手套，我不再需要滑雪面罩。我们将报纸装进粗布口袋，便走出家门。大清早的空气中带着甜味，由于气温比往常高，我开始冒汗。我们沿着本顿镇走去，过了桑赛特镇，然后爬坡前往吉尔比镇。那是最艰难的一段街道，坡道陡峭而漫长。夏天里我骑着自行车上到山顶，总是累得气喘吁吁；而在冬天，穿着沉重的长统靴和大衣，我不得不时而停下歇一小会儿，才能继续往上爬。我们如何在这段路程中工作的呢？那就是我爸在街道这一边，我在街道那一边。街灯的照明使我们互相可以望见，而且由于分别干活，我们的送报速度提高了一倍。那天早晨我们有一位新客户，而我爸爸找不到那家房子的门牌号码。我一直沿着山坡埋头送报，等到停下来时已到达山顶。我回头往下望去，模模糊糊看到山脚附近我爸爸的影子。
那天没下雪，因此我估计能多送几份报纸。我的下一个客户住在克洛斯瑞吉。如果坐车去那里，你必须驾车返回吉尔比山脚下，过一个街区前往克洛斯瑞吉，再沿着山坡一路爬上山顶。要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就可以穿过我一位客户家的庭院，抄近路到达克洛斯瑞吉。因此我穿越那条小道。为那个客户留下报纸。
天空飘落起雪片，我突然有一种冰冷的恐惧感。我刚才一直在仰望黑沉沉的天空，虽然不见月亮，但星星一直很明亮，美丽地闪烁着。现在抬起头来却看不到星星，只见浓密的乌云。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到它们扭动着翻滚着像要爆裂开来。雪大了起来。我为什么没记住学校里获得的知识呢？华氏32度正是酝酿降雪的最佳气温。我感到双腿发硬，由于恐惧而不能正常迈步。我企图奔跑，但失去了平衡险些跌倒。雪下得更猛了，由于雪花纷飞，我看不到云层。雪下得如此之大，我甚至无法看清街对面的房屋。一阵风起，而后越刮越大，发出尖啸声。我脸上一阵阵火烧般的刺痛，但那是寒冷引起的。刚才还甜甜的温暖的空气现在冰凉刺骨，寒风撕咬着肌肤，雪花像碎玻璃碴般刺人。
我转过身去寻觅爸爸，但连旁边的房子都看不见。雪片急速地打在脸上，我不断眨着眼，泪水在眼眶里滚动。我用手套不断地擦去泪水，结果只能使泪眼更加模糊。雪花在脸颊和头发上冻结起来，我呻吟着，心想要是戴着滑雪面罩有多好。狂风的呼啸声越来越大。我拼命地呼喊着寻找爸爸，但是急降的飞雪把喊声堵回我嘴里。我看不见那条人行小道，甚至看不清面前的那双手套。所能见到的只是那道移动着的银白色雪墙。寒风冷彻骨肉，我的胃里却似火烧一般。胃里越烫，我颤抖得越厉害。我又放声喊叫了一遍爸爸，在惊恐中跌跌撞撞地去找他。
直到一头撞上卡里根家的篱笆，我才知道自己偏离了那条小道。篱笆锐利得像一根根铁矛。当我弓着身体倒向它时，一根尖头刺入我胸部，我能感到它戳穿了大衣的衬垫。它把我身上所有的空气排出体外。我仰天跌倒在一个雪堆里，感觉上就像陷入了流沙，越陷越深。我拼命想爬起来，但是那只装满报纸的沉重的粗布口袋把我往下坠，雪也不断往我身上堆积。它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滑，就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