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椅子和沙发——打我是个小男孩时起就熟悉这些东西，现在却已退了色。又经过几幅我画的油画——那些我母亲挂在墙上的，画有农场和树林、色彩鲜艳的那几幅旧作是我小学时画的；画有城镇的暗褐色的几幅新作，其色调仿佛是老照片。我一步跨两级台阶冲向卧室，湿鞋踩在台阶上铺设的松软、磨损的地毯上，我的手在细滑光润的枫木扶手上掠过。
走到了楼梯顶，我猛冲进厅堂，发现萨拉的房门洞开，里面黑沉沉的。
我打开电灯，她不在床上，一直不在。缎子床罩没有弄皱，敞开的窗口不断飘进雨水，刮进来的风很清新凉爽。我顿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忐忑不安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天色昏暗，雨意空漾。我这时感到饥肠辘辘。她们身在何处？难道都到我母亲的屋里去了？不。当我站在通向母亲房间那扇洞开的门口时，在昏黄的灯光下只见母亲在房内，她那瘦小的身躯横陈在床上。
“妈妈，”我说，正想加上一句“梅格和萨拉在哪儿”，但是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我母亲的一只鞋已脱去，另一只斜挂在脚上，鞋上都沾着污泥。她的棉质连衣裙上有鲜血，连衣裙被撕破。她那脆弱的头发披散着，脸上有血迹。她磕破的嘴唇大大张开。
我惊愕得许久说不出话来。“我的上帝，妈妈。”我终于吃力地说道，话语好像溪流奔涌出来一般。我伸手欲摇醒她，但我见她双眼睁开，死死盯住天花板，虽然还活着却视而不见，每呼吸一次都很吃力，简直是气若游丝。
“妈妈，出了什么事了？是谁对您下的毒手？梅格和萨拉上哪儿去了？”
可是她没有理睬我，只是看着天花板。
“看在上帝的面上，妈妈，回答我！看着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毫无动静。她的眼睛根本看不见。在喘息之间她就像一尊雕像。
我的脑子几乎要颠狂了，混乱不堪，矛盾百出。我必须找到梅格和萨拉，她们一定在某个地方，也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殴打，说不定打得更惨。
快找到她们，但在啥地方呢？我又不能离开。一旦她意识恢复，很可能变得歇斯底里、惊恐万分和遍体疼痛。她躺在床上说不定会气绝身亡。
在她房内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显示她曾经拿起某个物件跟袭击者抗争。事情肯定发生在别的地方，然后她从那儿爬到这儿。旋即我看见地板上的血迹，从楼梯延续到厅堂的一条血印。是谁下的毒手？他在哪里？谁会殴打一个头发灰白、满脸皱纹、患有关节炎的老妇人？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他为何要干这种勾当？我能想像出母亲与他搏斗时那种关节炎引起的痛苦。
也许他还在这所房子内，在等着我呢。
原先在我腹中那种空洞的难受，此时变成恐惧、灼热和搏动。在我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之前，我处于狂暴状态，紧握一根我母亲常放在床边的备用手杖，打开房内的电灯，逐个拉开衣橱的门用手杖往里捅。我口中一面咒骂着，一面在那些退色的衣衫问乱捣。
没人躲在床下，没人躲在门后，没有人。
我用那种方式搜查遍了楼上的房间，提心吊胆，时不时地提防着背后，抓住手杖往衣橱里、床底下、门背后使劲打，那种力量足以敲碎脑壳。
“梅格！萨拉！”
没有应答。在这个吸音效果很好的房间内，甚至连回声也听不见。
这所房子没有屋顶阁楼，在头顶屋檐下只有一个供电线水管等通过的狭小出口，而很久以前已经封堵上了。没有被人拆开的迹象，没人从那儿爬上屋顶。
我飞速冲下楼梯，探寻母亲在地毯上留下的血迹的走向，想像着当她爬行时的痛苦。我又搜查了楼下的房间，彻头彻尾地绝望了。在正面的橱柜里，在沙发和椅子后面，在窗帘背后，一无所获。
没有人。
我锁上前门，惟恐等候在风雨中的他尾随我进来。我不忘拉开所有的窗帘和遮盖布，惟恐他躲在后面窥视我。雨点不断地敲击着窗户。
我一次又一次喊着梅格和萨拉的名字。警方……我母亲……医生……我抓起正面楼梯边墙上的一部老式电话，心情恐慌地听着，生怕他在室外将电话线割断。可是话筒中只有蜂音，嗡嗡作响。我要打电话报警，在身边在周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
警方说他们即将到来，还有一位医生随行。他们还叫我呆在原地别动。
但我不能照办，必须找到梅格和萨拉。我知道她们没在那个滴着牛奶的地下室里——因为整个地下室一目了然。在那个周六之前，我们已将地下室的各种箱子、桶以及瓶罐搁架统统清理出去，只留下我童年用过的东西。
还有楼梯底下，起先我忘了看楼梯底下。此刻我飞奔而下，心存畏惧地站在牛奶里，所见到的只有蜘蛛网，是我们清理后重新织成的。我抬头望着我第一次通过的那道侧门，仿佛通过望远镜看去，我的目光落在门把手上。
它似乎有点令人担心，我惴惴不安地看着，生怕入侵者从那儿破门而入。我曾特地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