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俱乐部里舆他人闲谈。拉菲兹对于朋友的态度也比福尔摩斯热情得多，福尔摩斯和华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型，知性的交往胜过感性的交流；拉菲兹与小兎宝则情绪起伏极大，热情的时候，拉菲兹叫他：“我忠实的小兔子”（My Fait）；冲突的时候，小兎宝对他可以是“带着新的恨意与鄙视”，简直像一对新陷入恋情的情侣。
推理小说真正对“犯罪”的态度产生根本的变化，我觉得还是要等到美国小说家达许·汉密特（Dast，1894-1961）等人的出现，才给了推理小说彻底翻新的哲学与态度；在那个被称为“犯罪小说的美国革命”的创作风潮里，我们才看到对犯罪全然两样的了解，对犯人的人格与动机，对侦探的角色与功能，也才能提出根本不同的诠释与路径。不过，这是另一个很长的故事，也许我们在这里并不宜说得太多。
有趣的是，福尔摩斯和拉菲兹都在推理小说史里流传了下来，成为两个传统；福尔摩斯成了“大传统”，拉菲兹成了“小传统”。在福尔摩斯的主流底下，一条不絶如缕的拉菲兹创作持续在我们的閲读活动中。除了我上面介绍的拉菲兹式的创作外，在赫尔南死于一九二一年后，先有贝利·普隆尼（Barry Perocher）重写拉菲兹短篇。拉菲兹，以一个暗夜之贼的出身，在閲读史上能得这么多读者的支持，也可算是不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