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并不出自股东的私人腰包，而是各银行参股的数额，到了抗战后期，宋子文等人以极低廉的价格，从国营银行的手中收购了大部分股份。）
在建委会在招收商股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是拟具章程，还是吸收股份，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既未刊登招股广告，又未对外公开宣传。5月14日，扬子电气公司在上海直接对外宣布资本业已募足。7月1日，两公司正式宣告合并，新组建的扬子公司董事长赫然就是宋子文。就这样，建设委员会将其苦心经营近十年的国营企业，以招募商股的名义出让给了特殊的私人公司。
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电气公司的创立以及首都电厂的私营化过程，就是一个精彩而典型的官僚资本侵吞国家财产的恶例，其运作方式很具典型性，那就是，先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收购，然后将获得的利益私有化。参与其事的人中，有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们有的是职业革命家，有的毕业于欧美最好的大学，有的是虔诚的佛教徒或基督徒。可悲的是，在担负国家重建责任的同时，他们的心思却更多的放在了自己的财产积累上，而且采用的是最不光彩的盗窃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倒不如说是不良制度必然伴生的罪恶。
这是一段让每个人读来都很不愉快的插曲，它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方。但是，它却无比真实而残酷地呈现出了那个政权的内在荒诞性。在某种意义上，即将开始的八年抗战将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延缓二十年，却也让这个政权多活了八年，在战争结束后，它仍然执迷不悟——甚至变本加厉地在原有的制度轨迹上愈行愈远，四年后，它就被人民抛弃了。
与官僚资本集团的肮脏不同，民营企业家们则正在自己的事业里各自奋斗。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将迎来一个不错的年份。
荣宗敬正在与工程师们潜心研制新的机器，预计每月可造纱锭5千，每天可造新式布机8台，性能比日本、英国的同类机器还好，价格却便宜一半。在过去的三年里，荣家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好在上苍保佑，终于滚爬了过来，申新事业从上一年秋天开始重回正轨。夏天，荣德生的四儿子、21岁的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了，去年他刚刚与出生无锡望族的杨鉴清结婚，7月1日，风华正茂的小荣被老荣派到茂新面粉二厂担任助理经理，他兴致勃勃地草拟了一份计划，准备在全国建几十个面粉厂，形成“面粉托拉斯”。老荣笑着对他说，“你的疯狂劲头不象我，倒象你大伯。”
70岁的虞洽卿尽管在商场上已不复当年之勇，却也刚刚渡过了生命中的一个风光时刻。1936年10月1日，为了祝贺他的70寿诞，上海市政府与租界当局决定将一条横贯上海闹市区的马路“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自开埠百年以来，之前只有老买办朱葆三享受过这一荣誉。命名典礼是在热闹的跑马厅举办的，沪上所有名流都盛装与会，由他创建的“华商体操会”还进行了300人的检阅表演。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位以“大调人”出名的宁波商人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他的主导下，小老乡蒋介石得到了上海企业家集团的支持，从而打下了天下，可是后来，他的江湖地位日渐被后起的张公权、杜月笙取代，他苦心经略的银行和交易所先后都易手他人，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三北轮船公司一直发展不错，现在以9万吨位的规模成为全国最大民营航运企业。
作为上海银行家中的幸存者，陈光甫的上海银行是惟一堪与国营银行抗衡的民营金融机构。到1937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共计15.7万人，按当时人口4.8亿计算，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上海银行之所以没有被孔宋吞没，固然有种种传言，不过，它独一无二、面向平民的存储理念也许是孔宋等人无从掌握的理由之一。正是一般公职人员、职员、教师、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一般个体经营者等小人物，把上海银行的储蓄存款额从1915年的57万元增至1937年的近2亿元，这个数字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十分之一。在1934年的大萧条中，正是因他的斡旋和助力，荣宗敬等民族实业家才躲过了灭顶之灾。
在川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刚刚举办了创业10周年的纪念会。在10年时间里，民生公司靠着精细管理和大胆的扩张战略，由一个只有一艘小汽轮的企业发展成拥有30多只轮船、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公司，重庆上游至宜宾、下游到宜昌的所有华商轮船公司都被并入了民生系统，到1936年，民生开辟沱江航线，四川境内所有能通航的河流都有民生船只出没。在长江上，民生成了所有外资航运公司敬畏的对手，老牌的太古、怡和公司要求中国买办每周提供民生的航运情报，以研究对策。10年前的那个愤怒书生现在已成了一个精于商道的大企业家，惟一不变的是他仍然抱怀着深重的忧患感，在创业10周年的纪念会上，他说，“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