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要记录的细节是，就在启动法币改革的两个月后，孔祥熙又匆匆宣布新增第四家印钞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这也许是商业史上最奇特的银行，它的直属上司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实际控制者是大家听到名字都要笔直立正的蒋委员长本人。很多资料显示，这家银行的业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收取鸦片烟税的主要渠道，它有无限量的印钞权，其资金主要用于军事活动。更离奇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查过它的帐目，有一次，英国顾问李兹·罗斯爵士提出要看一下帐目，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蒋介石当时的反应，后者很生气地说，“难道我有这么一点自由都算是过分的吗？”
在民国金融史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并称“四大行”，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和陈光甫的上海银行并称“四小行”，国民政府和孔宋家族控制其中七家之后，民间再无话语。在1936年，“四大行”在全国164家银行中，实收资本占42％，资产总值占59％，发行钞票78％，纯利润占44％。其后，国营力量有增无减，到1947年，全国银行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已为其控制。
11月份的法币改革之后，陈光甫等人还有过最后一次挣扎，他以“适应金融统制的环境，另辟新途径以谋发展”为理由，集结各民资银行发起成立一个“不动产抵押银行”，试图以各家的不动产为抵押发行债权，参与流通，以形成一个国营体制外的结盟力量。这个方案报到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孔祥熙只使了一个招数就让陈光甫等人知难而退，他提出必须由央行董事宋子良担任该银行的经理，否则立案不能成立。陈不愿作茧自缚，只好悻悻然撤回申请。
把“四大行”、“三小行”的印章一把抓到手后，“哈哈孔”再也听不到讨厌的杂音，他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管理国家了。不过，这位财政部长的惟一本事，好象就是不断地发公债和印钞票，然后同时不忘了往自家的地窖里搬钱。
从1927年开始，南京政府就一直不停地靠发公债度日，在1932年的公债暴跌风潮中，宋子文曾经公开承诺，公债的偿本支付的期限再也不会改变。到1935年底，政府的到期未偿付公债额为12亿元，为此支付的本息达1.26亿元，孔部长显然不想掏——或者说他也掏不出这笔钱，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1936年2月1日，财政部宣布将要发行14.6亿元的“统税库券”，这笔公债要用来将各种已发行的证券兑换回去，它的年息还是6％，不过偿还期则要更长。
这个方案十分的流氓，好听一点是“卯吃寅粮”，难听点就是让猪再吃一次自己的蹄膀。消息一公布，银行界和持券人大为愤慨，媒体上的讨伐之声响成一片，公债市场的价格应声大跌。2月中旬，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召开募债会议，孔祥熙拉来杜月笙和另外一个黑帮领袖张啸林与会，两个大流氓往那里大大咧咧地一坐，与会者只好乖乖地举手同意。让孔祥熙高兴的是，这次公债发行再也不需要跟张公权斗争了，几大银行都已在他的控制之下，它们承购了所有的库券。不久后，他又发行3.4亿元的“善后库券”，至此，南京政府的债务高达创记录的18亿元。
除了发公债，孔部长还不断地印钞票，法币的流通量在1935年11月是4.52亿元，到1937年6月就增多到了14.77亿元，新增货币的一半是没有通货做保证的。
没有可靠的政府信用做担保的公债市场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市场，不过对于孔祥熙等人来说，这却也是最好的投机市场。在1935年之后，上海金融界出现了一个人人皆知、没有注册的“三不公司”。
“三不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经理人”是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宋子良，徐、陈不但是孔的亲信，还是宋蔼龄的“桥牌搭子”，陈同时更是宋子文的大学同班同学。这三人的名字各加一个“不”，就是“不堪、不行、不良”，是为“三不公司”。（坊间也有称为“四不公司”，除了徐、陈、宋三人外再加上孔祥熙，是为“不祥、不堪、不行、不良”。）公司的“总部”设在外滩15号中央银行三楼的陈行办公室，陈负责透露政府信息，徐堪具体电话指挥，宋子良则调拨头寸，他们的主营业务就是散布各种内幕谣言，操纵公债投机。
政府历年来发行的公债种类繁多，而且信用抵押薄弱，政策变更随意，于是给投机带来了巨大的空间。“三不公司”就利用自己的官府背景和中央银行的资金势力，暗中坐庄，时而哄抬，时而打压，让行情数日一大变，从中渔取暴利。其中，“九六公债”一案就堪称经典。1935年，“三不公司”透过大陆银行储信部、福大号钱庄对外散布传言，宣称“九六公债”即将停止交易，引起散户大恐慌，公债价格跌到每百元仅值6元，创下上海证券交易所黑板上有史以来的最低价，实际上，“三不公司”化成许多户头大量吃进，结果赚到手软。据当年曾参与其事的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祝世康、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和孔祥熙秘书谭光等人回忆，在短短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