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资产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为9.75亿元和4.25亿元，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三分之一，是中央银行规模的三倍，尽管官股在这两家银行中各有20％的股份，但是经营权仍掌握在私股那边。中国银行的大股东、46岁的总经理张公权俨然是银行业的魁首，他也因此替代虞洽卿成为沪上企业家的新晋领袖。
张公权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早在二十年前就因领导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府而一战成名。他年富力强、视野开阔，而且很有政治抱负，此时的他不但手拥巨财，而且领导着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办有《中行月刊》等杂志，处处展示银行家的话语权。他对孔祥熙的赤字财政政策一向不满，经济危机爆发后，他再三呼吁政府应该把财力引导到帮助遭受萧条打击的中国经济上，而不该拿去积压在公债上，他不断在媒体和股东会上发声，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界的金融政策必须彻底改变”、“政府立即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和浪费的支出，有成效地厉行节约，将储备用于建设，以增加国家的建设”、“投资不应再只是限于商业金融的中心城市，而应该指引到内地地区去。”他的这些言论当然被孔祥熙看成眼中肉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张公权在行动上更是让孔祥熙十分难受，为了表示对中央政策的愤怒，他大幅减少公债储备，从1931年12月的7200多万元一下子降到1934年12月的2500多万元，并公开声称要抵制不合理的政府公债。中国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3％，几乎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它的示范效应下，民营银行对公债的热情大大降低，孔的赤字政策眼看着难行其道。
就在经济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施展合纵连横之术，突袭中国银行。他知道凭一己之力，还很难将张公权击倒，于是暗中联合了两大高手，一是连襟国舅宋子文，一是黑社会老大杜月笙。宋子文在财经界的影响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他被迫辞职后，不再在政府系统担任职务，而是发起组建了一家名叫“中国建设银”的公司——我们不久将知晓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了，他与孔祥熙的关系很平淡，甚至可以说矛盾重重，不过此次却为了共同的利益又站在了同一战壕中。1935年2月初，孔、宋在汉口开秘密会议，确定了突袭步骤，此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发请柬，邀请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大佬们开会商议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有钱又有枪的杜老大邀约，谁也不敢不给面子。会上，作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抛出一个动议，他建议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一个“三行小组”，对陷入绝境的上海工厂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援助”。此议一出，当然引来实业家们的大欢迎，他们如同久旱逢雨，一呼啦全站在的孔祥熙那边，杜月笙更是拍桌子大呼叫好。张公权等人甫闻此议，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如果反对，那就将与工厂主们势同对立，如果同意，却不知道孔祥熙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公权于是提出，贷款是当然的事情，不过要讨论细节，并且，所筹资金应全数贷给工厂。孔祥熙当场一口答应。
15天后，实业界与金融界再度开会，还是杜月笙主持，为了形成舆论上的压力，孔祥熙这次没有到场，却通过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以电报的方式继续倡议成立“三行小组”。此时，宋子文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等组织中频繁活动，还策动一些中小工厂主组成了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对银行家集团形成了强大的催逼压力。就这样，上海企业家被人为撕裂成实业与金融两个阵营，孔祥熙一时间成了上海经济复苏的“大救星”。3月9日，在他的主持下，各方人士第三次聚会，形成决议，由中国银行牵头组成援助财团，提供5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和一亿元的抵押贷款。3月20日，孔祥熙郑重其事地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议案，决定发行一亿元的以海关税为保证的公债，张公权、陈光甫等人提出，此项公债必须用于援助实业界的抵押贷款，张还迅速开始安排贷款的有关细节事宜。
事件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演进，实业界当是最大受益者，银行界尽管承担了金融风险，也是应尽之责任。可是，接下来的峰回路转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就在一亿元公债被确定后，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了一条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它们的股票，一亿元公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孔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增加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更好地克服萧条的困难。他并且以财政部的名义，指定了购买金额的分配，其中2500万元和1000万元分别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3000万元作为增加中央银行的资本，剩余的3500万元作为弥补政府的欠债，对工商业的直接救济贷款则一分钱也没有。
这个方案最荒唐的地方在于，第一，银行的定向增发没有任何的溢价，第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