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过历史进程的大思想家相继凋零。1926年7月，张謇去世。1927年3月21日，维新派头号领袖康有为病逝于青岛。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遗言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王氏之死被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象征。晚辈学者陈寅恪在挽词中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他为王撰写的墓碑文字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十个字，在后来的中国由现实变成梦想。
1929年1月19日，57岁的梁启超去世了。三年前，他因便血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是一侧肾患结核坏死，需切除。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竟判断失误，错取好肾。朋辈悲愤，欲起而诉之。梁曰，“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算是不错，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刘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梁死后，温和的立宪改良派再无精神领袖。
就在梁启超去世的半年后，6月，国民党召开三届二中全会，依据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时期”理论，宣告“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24年（1935）完成。”日后的史实是，国民党一再延缓召开国民大会，直到将近20年后的1948年才宣布进入“宪政”，而一年后即失去大陆。
史实讲述到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蒋介石政权强势和恐怖的一面，如果据此认定它的主要经济工作就是勒索企业和贩毒，那么，它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了。历史如同硬币，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一面。
我们正在讲述的十年，1928年－1937年，在经济史上有时候也被称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工业经济成长率平均达到8.7％（也有学者计算为9.3%），为现代中国史上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按Chang（1969）的计算，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1936年，为8.7%，1912-1942年，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不过与前十六年不同的是，这是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十年，是统制经济的十年，是国营事业和重工业高速成长的十年，是民营资本饱受压抑的十年。
国民政府在经济重建上的建树也有值得记录的地方。其中最可称道的是经济主权的回收。自1928年底统一了中国之后，政府迅速展开了收回利权的活动，1842年以来，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了一大堆不平等条约，除了众所周知的巨额赔款之外，还有一个卡住中国经济“脖子”的就是关税限制，国家的海关管理权长期被英国人把持，进口关税超低，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北洋政府一直想要收回海关自主权和提高关税，却遭到列强的集体抵制。蒋介石一改过去跟列强集体谈判的办法，先是派宋子文与美国交涉，1928年7月，经过艰巨的谈判，中美达成协议，同意中国关税自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英、法、日等各国相继宣布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国民政府随即宣布从1929年1月起实施新税则，进口商品的关税从4％大幅提升到10％，之后又增到25％。这一外交胜利，不但恢复了中国的主权尊严，更成为新政府缓解财政危机的主要手段，在1928年，年度关税收入为1.21亿元，到1929年就翻番上升到了2.44亿元，到1931年则达到3.85亿元。
政府在整顿国内金融秩序上的作为也有成效。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各立征税门类，厘金制度无比混乱，更糟糕的是，货币没有统一，金块、银元宝、“袁大头”以及各种成色不等的银元、纸币都在流通，而且没有统一的货币标准和兑换制度。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提出以银元为基本单位、最终实现金本位制的改革方案，10月，成立中央银行。一开始，宋子文想把前身是大清银行的中国银行就地改组，遭到张公权的反对，于是另组央行，这也为七年后孔祥熙突袭中行埋下伏笔。金融改革的推进很艰难，1931年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1933年取消了银两单位制，同年成立票据交换所，担负起银行间帐目结算的职责，之前这一功能由英国汇丰银行承担。最终到1935年11月，正式宣布实行“法币改革”，从而确立了统一的货币体制。
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坚定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国民党政府的计划经济思想来源于“国父”孙中山。他历来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孙中山全集》中处处可见类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达国家实业是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