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办公”。
蒋介石还十分善于利用媒体将企业家阶层彻底地孤立起来。在国民党控制的媒体中，企业家常常被描述成帝国主义的合伙人和走狗，他们为了图谋自身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在一个有着2000年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我们的国民性中天然地有着对政权的膜拜与恐惧。政治家利用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情绪，非常容易引导议题，转移焦点，并达成自己的目的。在这种行为中，激发人们对财富阶级的仇恨，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战略，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的风险，而且看上去非常的“道德”，符合基层人群的感性直觉。1928年6月，就当虞洽卿等人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对宋子文进行围攻的时候，国民党媒体迅即发表了严厉指责的文章，一个叫药群的作者在《先导月刊》上写道，“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认为当前处在训政时期，这个会议是很严重很严肃的……当得知会议参加者绝大多数是资本家而没有包括一个农民和工人，我大失所望。”对于企业家们发出的“最后通谍”，他的评论是，“我们不应让经济会议犯了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嫌疑。这个文件抄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而缺乏国民党的革命精神。”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蒋介石随即宣告“以党治国”，“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一党独裁局面自此生成，对不驯服的企业家组织的清理加快了步伐。
1929年3月15日，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上海市党部主任陈德微向大会提出在全国取消商会的动议案。《密勒氏评论报》很敏锐地评论说，“这是政府试图扼杀商业团体和国民党在政治上夺权的斗争，而陈德微特别针对目标是上海总商会，因为它是中国组织得最早最重要的一个商业团体”。3月23日，上海主要的商会代表在上海总商会会馆开会，会议通过决议，驳斥取消商会的动议案，并选派了一个以虞洽卿为首的代表团去南京向政府申辩他们的立场。
直接取消不成，蒋介石很快想出第二招。4月22日，在公共租界的后天宫里发生了一场闹剧，国民党培植的救国会和商民协会与总商会为了争夺办公室大打出手，救国会人员把总商会的会议室门窗砸烂，总商会宣布暂时停止办公。两天后，一群青帮兄弟带着辱骂总商会的标语牌闯入天后宫，毁坏器具，抢走文书档案，还把四个工作人员打成重伤。总商会当即向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并投诉各界。银行同业公会、纱厂联合会等组织也致电南京，宣称如果不处理凶手，将发动罢市。
国民党市党部严令所有中文报纸均不得刊登总商会的任何声明和对冲突事实真相的说明。而在党报《中央日报》上则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救国会与商民协会斥责总商会的声明和报道，后者被认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具体负责商会事务的两个常务理事冯培禧和林康侯则是卑劣和可恶的卖国奸商。
5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调查真相为理由，命令上海一切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统一商运”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商整会”，国民党员以及被控制的顺从者成了最重要的成员。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改组条例规定，这个新商会“须得遵守上海市党部的指导和训令，并且要受上海市行政当局的管辖。”所有商会成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凡借助于反革命而对国民党进行过中伤者皆不得为会员。”
5月25日，“商整会”举行就职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社会局、中央工商部成为会议的主角，中执会的张群将军讲话说，“上海总商会是在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以前成立的，那时，总商会的事务操纵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与军阀勾结在一起。”而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则是“由上海市商人自己建立起来的，完全建立在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的。”中央工商部代表许建屏则宣称，“上海商人们曾经是被上海总商会压制着的。现在好了，上海商界将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计划组织一个新的统一的商会。”
一年多后的1930年6月，一个新的“上海市商会”诞生了，在公布的理事名单中，原来总商会的代表不到三分之一，商民协会的代表成了大多数。一向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民族商人阶层从此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在上海总商会被瓦解之后，全国其他城市的商会组织相继遭遇到了完全相同的命运。很多年后，白吉尔在《剑桥中国史》一书中评论说，“自19世纪以来，商业组织的发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区的管理，现在被粗暴地扭转了。”
如果说蒋介石从组织体系上成功地将企业家阶层打成了一盘散沙，那么，宋子文则以更为巧妙的手段进行了利益上的绑架。
自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它就把发行公债当成募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一开始，由于缺乏确实的信用保证，公债的发行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