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孙中山与广东地方军阀陈炯明闹翻，他策动云南和广西的地方军阀进粤，将陈击败并逐出广东，一时间，桂军、滇军及其他“讨贼军”云集广东地区，形成了一股很难控制的“兵祸”。为了给这些军队发军费，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不得不向广东商人不断地摊派。1923年4月，广州市政厅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内分别筹集5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20万元和10万元；要求广州电力公司上交20万元军费，并批准该公司向用户加收2%的电费。
在后面的一年里，为了想方设法增加税源，大元帅府采取了下述迫不得已的政策，一是放开赌禁、烟禁，收取“鸦片专卖捐”；二是通过举报，清理“不合格”企业，政府规定，凡未能交验合格契约的产业一律充公拍卖，并奖励举报人。由于连年战乱，并非每人都能提供“合格”契约。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三是由商人承办厘税，就是把一些政府很难收上来的税种“承包”给地方势力，这是晚清劣政，此前已取消多年，承包者均为地方恶霸或“皇亲国戚”，种种苛捐杂税顿时丛生，普通商人苦不堪言。四是扩大征收房屋租捐，如广州为租价的15%，佛山为20%，比例之高为全国之最；五是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规定全省所有商业公司、店铺一律按其资本额一次性征收1%的商业牌照税，以济军饷。六是以“护商”为名，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到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除了这些明令新增的税种之外，大元帅府更是不时以“应军事急需”为理由，发行没有任何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向企业商贾摊派款项，而且往往要在几天内上缴，否则不是重罚就是查封关门。
苛政如此，当然引起民众和商人的强烈不满，政府失去信用，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1923年6月，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9月，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很多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东地区。10月，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仅1924年1月到6月的半年间，就爆发多起政商冲突事件，包括：鱼贩商行对当局加收鲜鱼税罢市、广州火柴公会因当局开征“火柴捐”近10家工厂停业、广州各行商人抵制军人强行使用军用手票与军人冲突、东莞万顷沙渔民因渔税承商征税苛例与军警冲突、广州制鞋商人因当局开征“胶鞋捐”罢市、广东银业公会因当局开征“银市买卖捐”所属各银号罢市、东莞当押行商人因驻军强行征收商业牌照费罢市、广州总商会因当局提高地方税、厘金各20%和50%请愿、广州各药行商人因当局开征“药品特种捐”罢市、小北江一带商会因该地区军人私设关卡请愿、佛山商人因军队开征20%军费及40%印花税附加捐罢市、广东内河船商公会因当局开征“加二军费”总罢航、南雄纸业商人因滇军在粤北开征2.5%土产附加捐罢市、广州和顺德丝商因厘税承商勾结军人欺压商人罢市、广州烟酒商人因当局开征20%附加税罢市、佛山酒楼茶居商人因当局开征“筵席捐”罢市、广州糖面业商人当局开征2.5%“销场捐”罢市、粤北石矿商人因当局向每担矿石征收3.5元附加军费罢业。上述此类事件多得无法一一而足，当地报纸纪载：“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广东商人寻求自保。早在晚清，广州就有商人自卫武装组织“粤商维持公安会”，简称商团，性质类似上海的“华商体操会”。从1923年起，商团规模迅速扩大，仅佛山商团就由一年前的300多人扩充至1600多人，广州商团人数则达到1.3万人。广东各地方商会竞相仿效，到1924年6月，全省商团实行联合，组织了广东省商团，总人数将近5万人，英籍华人、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被公推为商团总长。6月21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记者对他的采访，陈说，“使我们深感恼火的是，商业面临衰落，原料无法运到市场，我们的投资无故受损。广东商团的目的是成为倚重实现地方自保、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军事力量。”
商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准军事力量，它公开抵制当局的公债发行及各种捐税。孙中山曾委派廖仲恺与陈廉伯彻夜长谈，希望他加入国民党，陈以“不宜卷入党争、政争”为由予以婉拒。1924年8月15日，广东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宣布发行公债1000万元，并“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两天后，广东银业公会召集同业大会，对多年来政府不仅不下力气恢复停顿中的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和广东省银行，令持有这两个银行的纸币者大受损失，反而又开新银行、发行新纸币感到十分不满，对“中央银行”的1000万元公债不予支持，一致拒绝“此项无兑现纸币发出”。为了表示抗议，公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