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了表达重视商业的决心，朝廷算是费足了脑筋，虽然皇上手中已经没有“米”了，但还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帽子”，在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就明确写着，“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于是规定，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千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千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千万元以上封男爵，5百万元以上、8百万元以下者，则奖予商部四等顾问官，加四品顶戴。一个叫张振勋的商人因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商务大臣、太仆寺卿。
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民国学者杨杏佛曾感叹地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这种用行政等级“吸引”和“奖励”企业家的行为，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
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认为，“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
自《公司律》等法律出台后，中国有了正式的公司数量统计，据张忠民在《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一书中的计算，从1904年到1910年，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大约410家，这个数量远远高于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据林增平的统计，前30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总资本额的77.6%，商办只占22.4%，到这一时期前后正好倒了过来，商办资本已占76.3%。1905—1908年中，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与甲午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时已达977家。
很多学者认同，1905年前后数年，“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断定，1905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即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了“国人兴业时代。”
1907年，创办8年的大生纱厂举行第一次股东会。当时，大生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和往来达到了40万两，这些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同意。会议的记录迄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南通档案馆的大生档案中。在1904年《公司律》之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说是“无限制、无法律之地位”，张謇的好友、官股代表郑孝胥提议“改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赞成。至于另外投资的企业，则建议成立一家“通海实业公司”来管理，不与大生发生直接关系，在原有40万两以外加拨20万两，共60万两，算是大生拨给通海的股本，分12万股，每股5两，股票分发给大生股东。
在股东会上，还发生了一场官股与民股的争论。
会上有股东提议确立股权，一到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股以上到五百股的每二十股加一权；五百一股以上到无限股，每四十股加一权。股东王绍延当场提出，“商股没有五百股以上的股东，所定五百股以上每四十股加一权，明明是为官股而发。”另有股东则认为，“这样设计，大股太吃亏，特别是官股”。股东张澹如说，“官股股数多，不是商股所能敌，股数多的，权数递减，为保护小股，不能不这样。”股东陆叔同则质疑，“为什么官股一定不能保护小股？”此外，还有一个叫刘厚生股东给出了其他公司的做法，譬如，浙江铁路公司权数用递加法，江苏铁路公司权数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权，两公司都没有官股，但对大股都有限制，“可见这是公例，不是专为官股而定。”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规范官股在大生中的决策权力，尽管在张謇任内，官股一直只分红而不参与决策，但是民间股东显然对此还不放心，他们试图用制度的方式来加以明确。
好在官股代表郑孝胥是个开明之士，他说，《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入股的都称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别，会场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在他的支持下，股东会最终通过决议，“将五百一股以上，每四十股加一权删去。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一股股以上至无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权。”这样的制度设计，明显有利于股份较小的民间股东。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稍稍下降，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
早在1902年，皇帝便下令禁止妇女缠足。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