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
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他对形势判断不清，与李、张等人又有心结矛盾。这时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出面劝说，张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由此可见，刘坤一听了张謇的进言，终于决定提着脑袋搞互保。
张謇搞掂刘坤一后，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之中，“忧心焦思”，力图说服。盛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全中国最有信用的人之一。况且，他们也不希望江南战乱，损害了已有的商业投资。互保动议竟然得到了实施。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满天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清史稿》记录此事，认定“宣怀倡互保议。”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殒落，看来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了。而让人意外的是，促进此事者，却是一群注重实业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怀在当时的官阶只是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员”，而张謇更不过是一个已经下海经商的状元，其他活跃的人还包括汤寿潜和沈曾植等人，汤当时是浙江一个学堂的校长，后来与张謇合资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企业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沈则是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监督（校长），后来创办过造纸厂。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庚子国变后，慈禧被吓破了胆，由“极左”而变得“极右”，日后讲出了“倾举国之力，与洋人结欢”、“宁与洋人，不与家奴”等等著名混话。为了跟列强谈判，她又想到了李鸿章，于是急命李复职直隶总督，从广州赴京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奉诏北上，途中路经上海，专门召见刚刚忙完互保事宜的盛宣怀。两人在位于宝昌路（现今的淮海中路1517号）的盛家花园促膝对话两昼夜。烛火明灭黯淡月，天公不语对枯棋，其情其景，竟比30年前曾国藩与赵烈文的那场夜谈更为凄切。临别，77岁的李中堂与比他小20岁的盛宣怀，持手相看泪眼，留下六字曰，“和议成，我必死。”
1901年冬，李鸿章签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赔款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列强共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为8800万两，也就是说，辛丑赔款相当于1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总和。（赔款数字是按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人来计算的，每人被摊派一两银子，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的处罚。）11月7日，李在京郊贤良寺郁郁而亡，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
李鸿章去世，大清国失去了最后一根支柱，苦风凄雨，大厦已是摇摇欲坠。李鸿章尝对自己作如下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的死敌、维新派人士梁启超认为李的局限在于对制度改革缺乏认识和坚决心，“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梁启超因此说，“吾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
李氏临终前一日，俄国公使还逼他在条约上签字，他呈慈僖太后《绝命诗》一首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言辞凄惨，若秋风落叶。
跟恩师曾国藩一样，他倾毕生之才智没有能够拯救这个给他带来了无上荣耀和漫天耻辱的帝国。学者刘广京在《剑桥中国史》中对他的基本判断是：“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遥想59年前的1842年夏天，风华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鸿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阕，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然而，在其后的将近一个甲子里，他却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