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张謇经商在当时确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公陆润庠也宣布下海创办纱厂，还有一位咸丰朝的老状元、已经官居礼部尚书的孙家鼐则命他的两个儿子孙多森、孙多鑫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这些状元公的行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士商阶层的陡然出现，因其思想、资本与政治资源的多重组合，很快将成为影响中国变革进程的一大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会动荡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对日战争的惨败，让洋务派颜面扫地，李鸿章落到“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住进了京郊虎头峰下的贤良寺。有很多史家认为，甲午战争后，一路曲折的洋务运动便已宣告终结。不过，从事实来看，1895年之后，洋务事业反倒进入到了一个高潮期，之前因意识形态争论而搁浅或迟滞的各项工程都得到了迅猛的推进。
甲午以后，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已非二十多年前可比。铁路、工厂影响风水之说终成笑谈。
1896年11月，《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保守的大清国正在觉醒。”该报记者在江苏省的镇江采访了一家新建的丝厂，那里安装了最新型的机器设备，还新树了一个高达90英尺的烟囱，“烟囱对清国人的封建迷信是个重大打击，是对所谓风水观念的极大挑战。此前，清国民众是多么崇尚迷信和风水呀！毫无疑问，现在他们连句抗议的话都没有说。”
据学者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万两以上的厂矿共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前二十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设厂数超过甲午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资数则超过15.5倍。
在民间投资大热的同时，国营事业也屡有重大突破。在这期间，一直在实业一线操盘的盛宣怀成了最耀眼的人物，他所经手的项目几乎全部关乎国脉。
1896年5月，盛宣怀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招去接手当时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张香帅的官本官办实在撑不下去了。一开始，他想到的是交给洋商承办，这当然又是一种典型的官家思维。盛宣怀得悉后，再三去电请缨，力陈“铁政属洋商，力大流弊亦远，属华商，力小收效亦远。”最后，香帅被说动了。
盛宣怀接手铁厂后，当即邀请郑观应担任总办。
郑观应与盛宣怀互相欣赏，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是当世最杰出的实业家，在胸怀抱负、思想高度、战略眼光和经营能力上可谓一时瑜亮。不过，他们在官督商办的理念上却始终格格不入，郑信仰民本主义，对官商体制从来深有不满，十多年前唐廷枢、徐润在招商局的下场更是寒透了他的心。可是，他对盛又有知遇之心，也很想借盛的官府背景和强势力量振兴国家实业。这种矛盾心态纠缠了他的一生。对于接管汉阳铁厂，他曾十分犹豫，最后决定“义务出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总理汉阳铁厂，当时声明系当义务，不领薪水。不过欲为整顿，以救危局，而慰知己耳。”
虽然不领薪水，办起事来却是当仁不让。郑观应一上任后，就宣布招募民股，充足股本。同时，他将化铁炉改建在铁矿产地大冶，大大降低了铁砂长途运输的成本。接着在生产改进上，他提出“觅焦炭，选人才”是拯救铁厂的两大当务之急。汉阳铁的问题是价高质差，英美工厂的生铁每吨生产成本为15两，汉阳厂需25两，而其关键就在于原材料焦炭的紧缺以及提炼技术落后。为了解决焦炭问题，他派人在较近的江西、湖南等地勘探煤矿，最终选定用最近的萍乡焦炭，“自行设局买煤炼焦”。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他还建成由萍乡到湘潭、株洲180里的铁路。解决了原料供应问题后，他对炼铁技术再做创新，聘用高水平的英国工程师，还专设学堂，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双管齐下，仅仅一年，汉阳铁厂的生产很快起死回生。
在他的战略调整下，汉冶萍（汉阳、大冶和萍乡）形成了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在中国工业史上地位显赫。
在郑观应十分利落地解决了资本不足、焦炭价高及质量低劣等诸多难题后，接下来就该盛宣怀出手了，他要解决的是产品的销路问题。
在当时，钢铁生产出来主要用途有两个，一是生产枪炮，用汉阳铁造成的步枪史称“汉阳造”，在后来五十年里一直是中国陆军最重要的基本装备，几乎每战必有，无役不与。二就是建造铁路。
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从朝廷到地方才开始痛切地认识到铁路之重要。当时，全国铁路才有360余公里，相比而言，美国是18.2万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