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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革造成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
胡鞍钢对文革十年的经济损失有过一个定量分析。据他的计算，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9.2％，1978年到200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3％，而1957年到1978年之间为5.4％，也就是低了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同时远远低于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十年文革中，因为教育制度的失误，全国少培养了100万大专毕业生和200万中专毕业生，耽误了一代人，中国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进一步拉大，据蔡昉和都阳的研究，文革使潜在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了14.3％。
对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还提出了另外一些观察的角度。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帕金斯所谓的“十年后”，就是指1976年。
帕金斯的意思是，尽管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动乱，然而，在这期间，经济治理的模式与逻辑与之前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些模式和逻辑包括：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和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的做法，等等。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上述种种模式与逻辑从1950年代之后一以贯之，并无重大更改，在文革十年中，由于众多精通经济管理的高中层官员或被打倒，或被下放，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得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作为一个代价昂贵的“反面教材”，为日后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空间。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再没有受到列强的军事侵略。到1976年，无论在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它都已经是一个不容欺辱和轻视的大国。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1952年到1978年的通膨率平均每年只有1.7％。中国的中小学在校学生增加8.4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5.3倍。中国政府还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体系。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四个核武器俱乐部成员之一——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况。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年到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与之相对比的数据是，1978年到2003年，中国明显加速，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增长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从4.6％上升到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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