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一是数以百万计的“靠边”干部该怎么处置，总不能每天都开批斗会，让他们交代莫须有的罪行；二是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该怎么处置，由于国民经济空前萧条，停产或半停产的工厂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那些无书可读的青年学生在城市里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失业洪水”，他们随时准备去冲毁任何社会秩序，他们对后果的考虑就是“不计后果”。
于是，“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被发明了出来。
1968年5月，黑龙江省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这被称为“五七指示”。）它迅速被认定是一条疏散人口的经验，10月《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随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仅中央所属各部委就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万名家属，各省市地县开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这一“干校制度”前后延续了十一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山下乡运动则“解决”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业问题。据胡鞍钢的研究，自文革爆发后，各校“停课闹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仅66届、67届和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超过1000万人，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各行各业停产、半停产，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业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1966、1967、1968年三届在校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他们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学生被送到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农村。（据《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和定宜庄的考据，毛泽东在1956年的农村合作社运动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原本是针对那些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毕业生说的，到上山下乡运动时，被广泛用于全国的知识青年。刘小萌等人认为，上山下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此后的将近10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是继1961年之后，第二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前者是“大跃进”的后果，这次则是“大造反”的后果。
上山下乡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四十年后的2009年，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和下乡青年邓贤在《南方周末》上写道，“我们这代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我们做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实际上危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机；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被迫完成了自我历练和自我教育的残酷过程，最后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红卫兵运动相比，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它让我们体验苦难，也认识苦难。”
从1968年的12月起，每天下午的四点08分，北京火车站都有一趟“知青专列”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锣鼓声中鸣笛启程，驶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各个偏远村庄。一位时年20岁的人大附中毕业生郭路生（他后来的笔名是“食指”）坐在开往山西汾阳农村的列车上，写下了激情荡漾的诗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任何极端的社会运动都是有后遗症的，当“革命”失去了具体对象的时候，它要么“反击”于自身，要么消弥于悲观，无论如何，这都是与“革命”有同样能量的代价。一年后，贫瘠、枯燥而苦闷的农村生活终于露出了它严酷的一面。一首首悲观哀怨的知青诗歌开始在地下流传，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在9月的一个幽昧深夜，郭路生写下了让他名垂诗史的《相信未来》——“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放眼19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在那几年，陷入狂飙的不仅仅只有中国，那似乎是一个“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正集体地进入青春期，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平庸的商业生活时，这一代青年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不安，他们在寻找宣泄的出口。哈佛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