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公社这个名称，出自于欧洲中世纪，专指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1824年前后，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洲购置土地成立“欧文公社”，两千多人组成一个生产和消费的组织，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在公社内部，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为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可在公社仓库领取必需的物品。史上最著名的公社当属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在合并大社的运动中，初期的叫法五花八门，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人民公社”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它的首倡人便是当年发明了“四大家族”一词的党内理论家陈伯达，他此时的身份是《红旗》总编辑。陈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说，新出现的农村基层组织“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据各种材料显示，最早形成了公社体制的基层典型，便是因为“放卫星”而名震全国的河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它第一个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公社模式，毛泽东曾赞扬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是第二个。而第一家公开使用“人民公社”名称的，则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间是8月1日。到1958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社变成了2.65万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根据人民公社的章程，农村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都归公有，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和私有的牲畜、林木等，仅可保留小量的、供自己食用的家禽。农民实行集体劳动，早上排着队、唱着歌一起去农田，晚上再一起回家，报酬实行工资（工分）制，粮食实行供给制，公社还实行全民武装，青壮年都被编成民兵，接受军事训练。
农民之所以愿意把土地和财产全部上缴、兴高采烈地加入公社，除了对集体经济的信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得到承诺，从此将可以“放开肚子吃饭。”8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的特写，新闻是这样写道：前些天，我到郊区去。在李二嫂家里一坐半天，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总也不见她做饭。我想，大概拉起家常来，忘记做饭了。一会，她要我去吃饭，我开玩笑说，“你让我去吃什么呀！”我这一说，李二嫂笑开了，她一口气向我介绍了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新鲜事儿。
据李二嫂的描述，公社办起了一个大食堂，农民从此将不需要自己做饭了，而且吃饭吃到饱，还不需要钱。到1958年底，全国出现了345万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90％以上，“大锅饭”一词由此而生。江苏省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还传唱出了一首民歌，“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一直开到四年后的1961年。
如果说，1956年的私营企业上缴意味着城市私人资本的彻底消亡，那么，人民公社的诞生，则表明农村私人资本——特别是土地私有化的终结。事实上，从经济治理角度来看，当统购统销政策被确定下来后，土地的重新国有化便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人民公社制度延续了二十多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短缺经济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一制度一直到1982年底才彻底解体。
值得记取一笔的是，在1958年，因大炼钢铁和搞人民公社，各地农村出现了一大批社队企业，它们制造并修理农耕必需的各种农具，这些设备极其简陋、制造水平极其低下的工业作坊日后将成为乡镇企业的最早胚胎。
在经济史上，1958年是一个虚假的、带有强烈自残倾向的年份，它让后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当时发生的景象无法理解和充满了惊悚感。对高成长的迷恋以及致命的自负，使得全国上下都陷入了空前的疯魔，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觉成为真实。当所有的“假想敌”都被消灭或压制之后，缺乏约束和制衡的最高权力，最终成为伤害自身的、最尖锐的武器。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事实：在过去的十年里，饱受百年战乱之苦的中国终于获得了和平与稳定，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建构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并因此通过“举国战略”，建成了规模化的产业体系，集聚了一定的国家财富，中国经济在亚洲重新崛起。然而，到了1958年，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一切的秩序全部打乱推翻，国力财力和人力被平白消耗，国民经济从此陷入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系统性紊乱。这种景象的产生根源，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命题，一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们不断的研究与反思。
除了发生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种种荒唐事件之外，在一向以严谨科学为立命之本的科研界也非常不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