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中化的效应发挥到了极致，同时，这种“计划”难免粗糙，其功用仅在创造新工业，而不考虑如何经营，同时形成严重的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过度强大，“要是计划中心得向每个主要生产团体、每个生产单位，都发出指导细则，再加上中间计划层缺乏，中心的工作负担，必然重不堪言。”）
据薄一波的回忆，“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专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些参与编制的人均回忆说，一五计划所有的表格都是苏联专家帮助做出来的。
“156工程”是一个统称概念，它的第一个项目实际上从1950年就开始动工了，到“一五”结束的1957年完成大半，其余延续到局势大乱的1969年，实际建成的项目是150个，前后历时19年，投资总额为196.1亿元。这些项目从工业布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先说工业布局。自晚清的洋务运动以降，中国工业的发展都偏重于沿海，在1934年，除了东北地区以外的工业产值，94％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北平、南京和无锡七个城市，在东北地区，辽宁一省集中了东北五分之四的工业。到1949年前后，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其中，上海和天津两地的工厂数即占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63％，职工人数的61％，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全国90％以上的发电站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其中东北占了全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在纺织产业，全国500万纱锭中的83.6％集中在江苏、山东、辽宁、上海和天津五地。
占全国土地三分之一的大西北，工业产值还不到全国总值的2％，近百年间始终没有工业基点。除了陕西有少量铁路外，其余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大地没有一根铁轨。
“156工程”彻底改变了这一布局，大量的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化工企业被选定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机械加工企业则分布于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156工程”中涉及民用的企业有106个，50个布置在工业老基地东北，其余的29个在中部、21个在西部。44个军工企业中，除了部分造船厂摆在沿海之外，有35个在中西部地区。在完成的196.1亿元投资额中，除了东北占了87亿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65亿元和39亿元，占去了一半有余。“156工程”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工业布局，到1960年之后，随着中苏关系交恶，中央政府实施“三线战略”，更是加大了对西部的倚重，中国的工业布局陡然改观。
再说产业结构。毛泽东在筹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投资比重占到了总投资额的85％。在整体规划之下，一些冶金、能源、机械的大工厂隆隆建起。仍以钢铁为例，五年内就增加了炼铁能力280万吨、炼钢能力253万吨，加上原有钢厂的产能，我国生铁产量从1949年的25.2万猛增到467万吨，整整提高了将近20倍。钢的产量也增加到412万吨。这样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惊人的。
与此同时，对基础设施和能源勘探的投资也是巨大的，“一五”期间，铁路交通、地质勘探和建筑业的投资高达121.2亿元，相当于同期工业基建投资的二分之一，新建铁路33条，比1952年的通车里程增加了22％，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了一倍。水利建设的成就也是辉煌的，完成了“千年难题”淮河治理工程，建成了多个大型水库，对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进行了论证和预备。
接着说技术水平。在对华援助时期，苏联展现了毫无保留的无私精神，它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最好技术都给了中国。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看来已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在苏联援助的最重要的钢铁工业中，苏联人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和操作着世界上最好的高炉。苏联人涉及的武汉和包头的中国钢铁工厂吸收了苏联的高炉和平炉以及大规模铁矿石富集方面的最新技术。”正是在苏联专家的无私帮助下，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在短短数年间就提高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
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在人们激动的欢呼声中，一个接一个的记录诞生了。
自主研发和制造汽车，是一个中国梦想。早在1931年，张学良在沈阳建过一个汽车厂，生产出民生牌载重卡车，但试产成功后就被入侵的日本人占领。阎锡山治理山西时也建过一个汽车修造厂，仿造出几十辆美国1.5吨的小货车，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