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有的人提起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打虎”行动的半途搁浅意味着货币改革的流产，而翁式改革的另外一翼，五大国有企业的产权出让也进行得很不顺利。出乎决策者意料的是，这些“香喷喷”的资产也成了无人认领的“弃物”。
从9月10日到11月初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五大企业股票出售情况相当不理想。总共售出的数额是784．43万元，不到向社会计划出售总数的2％。其中，最多的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了377万元，但也不到计划向市场出售总数的8％。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仅仅出售了5．4万元，不到计划出售总数的百分之0．02％。而天津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可供出售的股票甚至只卖出了4000元，用当时媒体的描述是“景象颇为凄惨”。
9月27日的上海《商报》发表社论《国营事业股票为何不受欢迎？》，认为“原因不关发售的技术，而在事业组织的本身……不是意料之外，而在意料之中”。因为，“国营事业既把一部分让给人民”，就“决非名义上改为公司组织就可引起人民对于投资的兴趣，人民所愿投资的对象，是一有前途有利益的事业”。接着，这篇社论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售股遭遇冷遇的原因。
其一是政府出尔反尔，没有信用：“招商局创设的时候本是国营的，后来改为官商合办，最后又收回国营。而现在又要改回官民合营了。”并且，“每次改变都是政府所主动而民股不能参加意见”。“通商、四明、中实、国货所谓小四行也者，本来都是民营银行，政府参加后改为官商合营，现在要把官股收回再改为民营。如此一再更张，投资者觉得毫无保障”，因此怎么可能“踊跃参加？”
其二是国营事业效率差，与民营事业无法相比：“国营事业的行政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事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不容否认的。国营事业既是事业，事业就要讲求效率。而政府偏偏从种种手续上使国营事业不便讲求效率，岂不是事业本身的损失？至于因此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更非民营事业所能想象。”“公司组织的事业，而有官僚化的制度，投资者当然要望而却步了。”
其三，中国的国营事业，获得政府的协助少，而为政府尽义务多，改为官商合营企业后，投资者也要跟着赔累：“例如中纺公司对于布的供应，台糖公司对于糖的供应，招商局对于军差的供应，都是民营事业所轮不到的”，但“政府一纸命令，国营事业便首当其冲”。而且，“据说现在的国营事业为了替政府服务，赔累甚多，而对于社会的服务往往顾此失彼，现在改了公司组织，大权仍在政府手中，若是还要公司赔累的话，那投资者岂非也要受累在内？”投资者有了顾虑，对于国营事业的投资当然会“踌躇不定了”。
这一番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企业家及普通投资者对改革的判断，其背后其实就是两个字——“失望”，对过去失望，对现在失望，对未来失望。从一项重大变革的推出时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主政者的改革诚意与决心，也从而决定了它的成败。此案对后世的启发在于，其一，任何改革都必须建筑在信心、信任和信托的基础之上。其二，涉及国有资产的市场化改革宜在宏观景气上扬及政策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如果等到经济危机总爆发或时局发生大动荡，则成效甚微，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负面效应。
至此，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全盘惨败。
11月1日，行政院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开放粮食价格，限价政策全面瓦解。第二天，翁文灏公开承认经济改革失败，他表示，政府在平衡收支、阻止资金外流、取缔高利贷、增加银行存款等所有方面均无建树，他和王云五分别引咎辞职。同日，蒋经国在上海做告别演讲，他说，“检讨七十来天工作，深感新的力量尚未成熟长成，而反动势力已结成一条战线，狼狈为奸。我们有高度的情绪，坦白的胸怀，但尚缺乏斗争经验，不足以对付老奸巨滑的经济敌人。”言罢，黯然离沪。他后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创造了“东亚四小龙”的台湾经济奇迹，并成为亚洲最优秀的地区领导人之一，不过这已是整整三十年后的事情了。
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翁内阁倒台后，经济重新陷入混乱，通货膨胀呈现报复性上涨的态势，物价狂涨速度超过改革前，以上海的食品为例，在8月23日，每袋大米（计171磅）售价20元金圆券，每袋面粉（计49磅）售价7元金圆券，食油每22加仑售价58元金圆券，到11月6日，已分别上涨到240元、73元和550元，升高十倍有余。《申报》报道，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块肥皂。11月10日，首都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警察开枪都不能禁止疯狂了的市民，当日有22家米店遭劫。金圆券以无与伦比的贬值速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