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是耶鲁大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惟一的“土鳖”是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他是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大名鼎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就是这个由博士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他们推出一套让人眩目的经济改革“组合拳”，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市场化和治理腐败三个方向同时出击，试图挽大厦于即倒。
这是一个无比大胆的、绝地反攻式的改革冲锋，其过程和结局都是可悲和可笑的。在后世的国际金融史上，它已经成为一个最典型的反面教案。
翁内阁选中了货币改革作为冲锋的战略突破口。他们认为，几年来的无度发行和通货膨胀已经让法币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币制改革，王云五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实施的办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民众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进一步强化管制经济。这个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未做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台了。
大改革是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的。这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行政院提出的金圆券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先是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均予刊登。该令宣布“从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全国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水平，是为“八一九限价”。决策者深知此次改革的重要性，20日的《中央日报》刊发社论说，“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与货币改革配套同时推出的，是国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一议题已经被反复讨论了二十多年，早在1947年2月，为了平息因“黄金风潮”而引发的物价、金融风波，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首次正式提出了国营事业出售以及国有股份减持的政策方案，但是，具体的实施办法却始终没有出台，此刻大厦将倾，国有股出让才被当作救命的药方开了出来。就在金圆券改革的同时，行政院宣布对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营招商局、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纸业公司以及天津造纸纸浆公司等五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股权的市场化改组，首先将之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向公众出售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这五家企业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国营企业。由于情势急迫，五大公司的改组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就匆匆宣告完成，再次显示国家力量的高效与粗糙。
在翁文灏等人看来，出售五大公司的国有资产将达到两个战略目标，一是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二是作为金圆券改革的配套措施。根据他们的计算，五大公司的股份转让总金额是金圆券5.64亿元，折合成法币为1700万亿元，这几乎相当于金圆券发行总额的四分之一。以这些实体资产为“实物性储备金”再加上国库里的黄金，足可以保证金圆券的成功以及提升民众的收兑信心。
翁文灏和王云无等人深知，无论货币或产权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吏治的改革，也就是能否遏制全国的投机力量，把物价真正控制在“八一九限价”上。这时，翁的“博士内阁”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支持者，他就是蒋介石的大儿子、时年38岁的蒋经国。就在8月20日当天，他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沪（督导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兼任），督战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举国皆知，改革成败，全系于蒋大公子的上海一役。
蒋经国——这位后来的台湾经济奇迹缔造者——对党国腐败已是深恶痛觉，在他的身边团结了一批国民党内部的青年精英。他以青年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上海滩，其意气风发让人想起21年前那个骑着高头大马来到这里的黄浦军人蒋介石，他似乎要在这里重现父辈的光荣，并由此确立在中国政坛的地位。蒋经国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宣告成立由3000人组成的“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百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1000多匹战马紧随，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沿路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几天后，他两次率领上海6个军警单位，全副武装地到全市的商品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为了掌握真实的物价，他微服私访小菜场，抄录当日的蔬菜鱼肉价格。他还成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专门接受告密举报。
上海已经多年不见这样的整肃阵仗，而且，“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又实在让人眼亮心动。蒋经国“打虎”是为了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控制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