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一个结论，‘重庆人’到了收复区，第一件工作是做衣服，找房子，第二件是弄汽车，第三件是买黄金，第四件是女人。他们原希望这些凯旋的英雄一来，地方秩序渐趋安定，物价逐次平复，从此脱离了苦海。谁知这帮人却是拼命享受，成了抬高物价的因素，一开始工作就是把邮资加了十倍，铁道客运加了九倍，水电加了十倍。南京城内公然白昼抢劫，拘留所人满为患，一般物价在跳涨”。“或者是由于妒忌作祟吧？收复区人开始恨‘重庆人’。”最后，作者给出了一个无比激忿的忠告：“所以，我劝朋友们到了南京休说重庆来。‘重庆人’的风头叫这帮先遣人员出尽了，你来抢白眼吧。”
蒋介石到后来也意识到“接收之乱”的严重后遗症。194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总结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失败的教训时说：“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资料显示，在各收复区等待接收的日伪产业约为四万亿元，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的九成家产。可是，群鬼乱舞的接收大战让原本很有希望的战后重建变得前途叵测。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执行的三大经济政策——货币兑换、外汇开放与产业国营化更是让上亿民众和民营公司陷入集体破产的绝境。
战时，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庆蒋政府的法币，一是南京汪政府的中储券，两者的对价关系波动很大，互有涨跌。早在1942年，法币与中储券的流通比值一度在1比2、1比3左右。日本一投降，法币身价顿时大涨，8月初，每两黄金兑换法币20万元，到8月11日就跌到17万元，数日后更到14万元。而中储券则大幅贬值。到9月中旬，以重庆、上海两地物价为参照，法币与中储券的比率大体是1比50，法币更有持续上涨的迹象。沦陷区的民众和企业呼吁重庆方面马上公布官定兑换率，以安定市场和民心。
在行政院的专门会议上，经济学家、经济部次长何廉提出的方案是，1比50，至多不超过1：60，他在一块黑板上详细对比了重庆与上海的粮食、燃料和公用事业费用的物价状况，还画出了一张批发物价指数图表。而以宋子文、陈行、徐堪为首的财政部则坚持1比200。理由是，“法币的价值在上升，有人在用继续贬值的伪币兑换正在升值的法币。”当何廉再三表示反对的时候，以“不堪”闻名的徐堪竟以政治挂帅的理由来反击，他说，“对法币币值的乐观估计，也就是对党国前景的信心表示。”耶鲁大学毕业的何博士只好闭嘴。
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开始实行，比值正是1比200。此案一出，二亿人齐声惨叫。
何廉在回忆录中认为，“高估法币币值的缘因，部分由于对战后形势过分乐观，部分由于交通所受的破坏，使法币难于进入收复区。”但是，无论如何，中储券被恶意贬值的事实是难以否认的。除了当时渝沪两地物价的现状之外，还可以从这两种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对价来看。战时，日元与中储券的比值是1比5.55。战后，美国规定日元与美元的比值是1：15。到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办法出台后，1日元约值70法币，也就是相当于1.4万元中储券。如此计算，1945年的一年前后，中储券的贬值幅度竟高达254.5倍。当时全国总人口4.5亿，其中2.57亿为沦陷区人民，这些家庭几乎在一夜之间集体破产，上海流行民谣曰，“昨天放炮（爆竹），今天上吊。”
此次兑换政策的失误后患无穷，它不但让数亿人对蒋介石政权咬牙切齿，信心大失，而且直接推动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变得弹性顿失，为日后宏观经济的破灭埋下了一个重重的伏笔。张公权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一书中也分析说，“兑换政策的后果是不幸的”，在1945年8月到12月间，中国人民的心情为之轻松愉快，物价一度猛烈下跌，出现了短暂的稳定，上海的物价指数从43200下降到34508，可是，到12月，持有中储券的民众害怕继续贬值，纷涌抢购货物，物价指数反弹到88544，竟比8月增加了一倍。
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也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
战后的政府金融储备曾经处在十多年来最好的状况，央行的黄金储备达568万盎司，计8.5亿美元，敌占的苏浙沪皖地区接收了大量的物资，其中棉纱4万件、棉布454万匹、黄金51万两、白银857万两、住宅2424幢等，仅上海在1946年变卖的物资收入就达6698亿元。宋子文自以为重金在握，足以稳定物价和刺激进出口，所以，实行了金融开放政策，即将法币汇率改为随市场供应而自由浮动，并由中央银行操控买卖市场。
殊不知，金融开放政策的顺利实行，需依赖于市场预期心理的信心和政治的稳定。在政局前景不定的1945年，这种开放政策极易波动，引发投机，不但不能平抑物价，反而成为通货膨胀的领头羊。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