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东北铁路机车的75%和货车的93%。著名地质学家、吉林人张莘夫在试图阻止苏联工程师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害。
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认定，“当苏军占领东北时，他们拆走了东北地区工厂里大多数可以运输的机械装备。”曾经当过中共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邵式平在1948年5月到12月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目睹的情况：“大连铁工厂，这是一个最大的机器工厂，可惜破坏得太厉害了。首先是苏联人的破坏，搬走了许多好机器。我看这也是一种掠夺行为……去沈阳参观军工厂，该厂系日寇建设的，据说当时有工人万余，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把一部分精造机器运走了……沈阳兵工厂，据说是目前中国第一大兵工厂，现有各种机床七千台，能使用有效的约五千台，较好的都叫苏军运走了……我们参观了沈阳住友工厂，这个厂专为做车轮的，实际是做机器、炼钢、翻砂、车辆等。机器、厂房都很大很新，但全部机器都被苏军搬走了。真不应该呀！”邵氏在日记中真实秘记这些细节，在当年是十分冒险的事情。据《鞍钢史》记载，日军投降后，鞍钢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从1945年9月下旬起，仅40天，发运货车60列，鞍钢的机器设备就被苏军拆走了三分之二，连同其他被运走的物资共达7万余吨，其中以各种关键性的设备损失、破坏最为严重。1957年，当过中共上海市政府第一任财税局局长的顾准去苏联共青城考察时还看到，在一家造船厂和一家机械厂的机床铭牌上，有大量的日文标识，这都是当年从中国东北拆迁来的。
1946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凡东北境内的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却对蒋介石说，苏联政府认为这一声明“既无根据，且无效力”。蒋只好转求美国帮助，5月，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对苏联提出交涉（领导美国走出1933年经济危机并打赢二战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已于1945年4月去世。这位美国历史上惟一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是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他最著名的格言是，“我们所不得不畏惧的唯一东西，就是畏惧本身”。），苏军才开始停止搬运工作并班师回国。杜鲁门还派出考察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据初步估算，苏军拆走的工业设备价值共约8.5亿美元，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记载，“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设施在1945年俄国人搬走半数以上的资本设备后受到削弱，当时估计恢复原来的设备所需的费用至少要20亿美元。”1947年1月29日，莫斯科《消息报》报道，苏军此举是为了得到出兵作战的补偿，而它运走的设备价值约9700万美元。
苏军对东北工业设备的野蛮拆迁，是中国经济在战后遭到的第一个打击。如果说，这是一次外来的灾难，那么，重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收，则更让人哀叹。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对日占区和汪统区（汪精卫已于1944年11月在日本去世。接替他担任南京政府首脑的是周佛海。）的财产进行接收成为当务之急，狂喜之中的国民政府立刻拟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接收委员”顿时成为重庆最炙手可热的肥缺。
接下来发生的接收故事，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还是道德而言，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从8月开始，各路“抗日英雄”就从地下天上纷涌而出。
上海无疑是接收大战中竞争最激烈的城市之一。一向崇洋的上海滩突然开始流行吃川菜，一个人“能不能吃辣”成为了一道政治考试题，表明他在四川坚持了多久的抗战。在这里一下子冒出了四个“市党部”。第一个是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当他们从电台里一听到天皇投降的声音，马上通知狱方，“我们今天就要出狱展开工作。”很快，这些人以“苏浙皖税务局”局长邵式军在余庆路的一栋洋楼为据点，挂出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招牌。第二个是在浦东打游戏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他们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盛文颐的一个宅所里，也成立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第三个是陈立夫CC系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据点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就当这三个“当地帮”正为谁是正宗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从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就到了，于是第四个“党部”又出现了。（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的青年组织。CC派：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它的英文名称是“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首脑是长期控制国民党人事及组织体系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如同恶狗抢肉一般，这些党部人员围绕着庞大的事业、产业和经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完颜绍元在《大接收》一书中讲述了沪上一家报纸几天内连改四个报名的“黑色幽默”故事：CC系的市党部接收了一家《新中国报》，一天后，就被重庆派来的人抢走了，改名为《正义报》，新报纸在8月16日隆重创刊，谁知到了第二天，突然又改成了《革新日报》，原来是被金神父路上的人以军事委员会宣导委员的名义夺走了，可是仅仅七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