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认定，晏阳初实际上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覆盖全国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办法，这些经验甚至适用于很多后发展中国家。
晏阳初的试验，鼓励了一代知识分子，受其启迪，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也展开了平教试验。自晚清、民国以降，中国的知识界和实业界对农村的现代化改造有几套思路，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晏阳初和费孝通两位先哲。晏的平教运动以“革心”为主轴，试图通过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以实现消灭贫困的目标，费孝通则在对家乡苏南的观察中得出灵感，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才是摆脱贫穷的捷径。“平民教育派”和“乡村工业派”的理念或有不同，但温和渐进、反对暴力革命的改良思想却如出一辙。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沦陷，晏阳初辗转到重庆，创办乡村建设学院。这时候，平教总会已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全国近百个市县有它的分会。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平教总会的骨干瞿世英是中国代表之一。该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基本教育的计划，明显地受到了晏阳初的启发，晏本人则受邀担任特别顾问。1948年，美国国会在通过“援华法案”时特列“晏阳初条款”，指定以经援经费的十分之一，作平教总会的农村复兴活动之用。
1950年，晏阳初移居美国，继续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推广平民教育，他先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了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他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着重向来自第三世界50多个国家的学员推广定县经验，促进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运动。学员把晏的思想同当地文化特点结合起来，回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收到了良好效果。1985年，95岁高龄的晏阳初受邀回国重访河北定县和重庆，他兴致勃勃地与重庆社会科学院共同拟订了建立“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初步方案。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和苦力（Coolies）。他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晏阳初还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百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对于农村改造的热诚投入与远见卓识，无人超过晏阳初。在亚洲地区，“定县实验”与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家”尤努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乡村银行”是两个最富创意和成效的实践。
晏阳初在世之时，从来没有被称为“企业家”。不过，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有学者将他这一类的社会活动者定义为“社会企业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新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既有远大理想又有经营管理干才的晏阳初无疑是“社会企业家”的典范。
晏阳初以百龄善终，应验了“仁者寿”的格言。晚年，他的传记作者吴相湘问他，“长者今已有志竟成，但六十多年中是否也有失败的地方？”晏沉吟良久，答，“失则有之，败则未也。”
晏阳初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回答其实应和了《圣经·雅歌》中的这句话：“爱如死之坚强，沉默里有超越一切的持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