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卢作孚把大楼让给央行，卢提出能否给予适当的代价，让民生另选一地造楼。孔大大的不高兴，下令财政部和央行将到期应付民生的差运费及拨款全数扣下，还四处对人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卢百般无奈，只好将大楼拱手让给了孔。这一轮回合下来，孔祥熙才算是赚到了一点面子钱。
如果说卢作孚从孔祥熙的铁爪下侥幸逃生，那么，四川的另外一个民营大企业华西兴业公司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华西兴业由胡仲实、胡叔潜两兄弟于1932年创办，旗下有机器厂、炼钢厂、木厂、砖瓦厂、汽车修理厂等多家企业，并有自营铁矿、煤矿、耐火材料矿和一家专科学校。在战前，华西承建了西部众多的电力厂、水泥厂和自来水厂，是西部规模最大的重型工业联合体，其中的华联炼钢厂是西部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府入川后，拟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策，提出“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胡氏兄弟很想借此东风，依赖政府的“扶植与奖励西南实业”政策，把华联炼钢厂进一步扩建。他们想尽办法与孔祥熙搭上了线，后者亲率众多亲信到华西视察。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引狼入室”。
胡氏兄弟的想法是将华联扩建成日产30吨钢的炼钢厂，全部建厂资金为300万元，胡氏可筹一半，另外一半希望得到政府的贷款。孔派人前去试探，希望投资合办，胡氏担心后患，坚持申请贷款，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关系。”孔祥熙表示同意，不过，中央信托局给出的第一期贷款额只有60万元。胡氏以到帐的200多万元启动了扩建工程，当基建动工及国外订购设备相继到来的时候，中信局却以种种借口再不肯贷款，华西顿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当胡氏兄弟再度找到孔祥熙的时候，他明确提出官商合办的办法，他更威胁利诱，如果胡氏顺从，投资以及未来的政府采购订单无庸担心，如果不从，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他很有深意地说，“钢铁、电业、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合组）此举深荷总裁（指蒋介石）赞许。”
话语至此，胡氏兄弟除了极度惊恐之外，已别无选择。然而，当谈及具体的入股条款时，孔祥熙的居心还是让他们大感意外，他提出的股本总额一下子提高为1200万元，胡氏把华西体系内所有的工厂、矿场和现金折合起来，也不过200多万元，而孔祥熙最不愁的就是资本，他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之政策”为由，由行政院指示财政部命令四大行联合投资，他自己的裕华、祥记也顺搭入股，双方资本一合并，1939年7月，一家“中国兴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国营及官僚资本占到了81％，胡氏股本仅19％。到1942年春，孔祥熙再出新招，提出将资本额再增至6000万元，商股表示反对，认为扩建工程大体快告完成，已没有必要增资。孔亲自主持股东大会，以绝对大股东的身份通过了增资决议案，并要求在十天内所摊认的资金都要到位，胡氏兄弟当然无法一下子拿出数百万元的现金，只好放弃，至此，商股比例下降到了11％。又过了一年半，孔祥熙第三次提出增资要求，中兴资本额翻倍为1.2亿元，情景再度重演，商股放弃，官股增持，股权比例调整为5：95。胡氏近乎出局，兄弟两人先后黯然离开了企业。
官僚资本控制中兴后，如果真能把企业搞好，倒也是一件利国之事，然而，情况正好相反。中兴公司的董事会阵容可谓空前强大，孔祥熙亲自出马担任董事长，常务董事十人，其中包括经济部部长、财政部次长、央行副总裁、中国银行经理、交通银行经理、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大学校长等等。可是到了具体的经营层面，却是一团乱局，用一个叫宁芷村的见证人的话形容，是“既垄断又虚弱，在企业管理上十足衙门化，腐朽透顶，在企业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钢厂的扩建工程拖拖拉拉，到1943年才告完成，开炉炼出了几百吨的低碳工具钢，却因质量不佳没有销路，孔祥熙只好下令由他儿子孔令侃担任理事长的中央信托局全部购下。从此以后，中兴再没有炼出新钢，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停工。“重工业之霸”的梦想就此鸡飞蛋打。
在孔祥熙等人的治理下，大后方的工业一直萎靡不振。不但没有建成新的、值得称道的大企业，连内迁工厂的效果都让人沮丧。易劳逸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论说，“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12万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不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他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做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
孔氏贪腐跋扈，耽误国政，到1941年底终于因为一起“飞狗事件”而成举国皆曰可杀的国贼。
这一年的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即进击上海和香港，18日，驻港英军1.5万人宣布投降。当天，国民政府派出最后一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