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二十一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江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予以传播，后来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遭受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面对后辈小生，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当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