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以外的第三国，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了外国国旗的中国船只。
“孤岛”还成为欧美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商品交易中心。进入3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各国均在某种程度上对进出口贸易实行了统制政策，敌对国之间更是开展了经济战。特别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对英国海上运输线处处加以破坏，而且对中立国船只向英伦三岛进行严厉封锁。相应的，英法集团及北欧诸国也对德国进行了贸易封锁或限制。在这种博弈中，英国将上海当成了原料品和动物产品的市场来源。而德国也借道西伯利亚铁路，将颜料药品、五金机械、化学产品等商品运送到沪，以换取其急需物资。
正是因为这些微妙而独特的因缘际会，“孤岛”被容忍存在。就在中日开战后的1937年底，各欧美轮船已经恢复了南北洋和长江航线的航运，到第二年的6月，上海重开至伦敦、马赛等欧洲城市的直达班轮，至10月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其国内航线也相继重新开通。上海很快恢复了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据朱斯煌主编的《民国经济史》记载，在进口方面，1937年的进口总值为5.08亿元，1938年因战争降至3.76亿元，但随即很快大幅度回升，其后三年分别达到14亿元、29.76亿元和34.1亿元，出口的数字也类似，1937年为4.04亿元，1938年降至2.22亿元，其后三年上升为3.92亿元、13.67亿元和19.29亿元。其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已高于战前。在1942年之前，英美两国在上海租界区的投资占它们在华投资总额的72.6％和64.9％。
孤岛经济的复苏速度是惊人的。在1938年1月，租界内各工厂的雇工为3.19万人，到4月就增到13.07万人，到年底更增到23万人。大大小小的针织厂、面粉厂日夜加班，仍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利润因而高到吓人。以针织业为例，线袜的利润为37.2％，丝袜为43.4％，羊毛袜为62.6％，卫生衫为79.2％，羊毛衫为54％。这种高额的工业利润为各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盈余。以荣家为例，在租界内有申新二、九厂两家纺织厂和福新二、七、八厂三家面粉厂，其盈利远远超过战前，仅申新九厂一家在1939年的盈利就高达1000万元，荣家一举偿清战前所有巨额积欠，荣德生还在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投入于银行业务，成为沪上名符其实的巨富。当时的一个调查表明，由于“孤岛”时期各行业新设工厂增加，所需机器数量十分可观。加上外汇暴缩，外国机器价格太高，各厂不胜负担，于是原来向国外进口机器的企业，无不改用国产机器。各机器厂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增，于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加上钢铁和机价步步暴涨不息，故各厂无不市利三倍，营业鼎盛，获利亦厚，成为机器工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工业的繁忙自然带动商业和金融的兴旺。由于周边地区战火不断，江浙地区的商贾地主和银行家纷纷将公司和业务搬迁到租界内，整个1938年，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家银行机构，年终结算，全市所有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盈利。
由于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钱财避灾来沪后，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上海的百货业主既供应中、低档适合广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适合“富豪避难者”所需要的高档奢侈品，所以整个零售商业空前兴旺。小百货业原集中在南京东路、广东路、金陵东路一带，这时发展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门路）等。这些地段的小百货商店要比战前增加一倍甚至三倍。据估计，1939年零售同业共有千余户，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左右，租界内的几条商业街上新店林立，招牌如云，其中，金陵路商号277家，西藏路商号242家，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商号378家。在零售的小百货市场上，几乎天天早晚顾客盈门，人如潮涌。
当时上海的六大百货公司营业空前兴旺，商家为进一步招徕吸引顾客，大肆装修门面。金陵东路的小吕宋百货商店把商场的地面全部翻新，采用厚玻璃内装电灯，每晚灯火辉煌，进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宫。著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后每天平均营业额达百万元以上。据商店老职工的回忆，当时天天生意兴隆，“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挤满了顾客。平均每个职工一天内要接待顾客五、六十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要加晚班”。永安公司1941年的营业额较1938年时增长了五倍半，利润额更增长十一倍以上。
据魏斐德的记录，“至1941年初，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至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一个名叫瓦尼娅·奥克斯（Vanya Oakes）的旅行家描述了当时租界内外国人的生活，“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