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操桨击水，奋勇向前。这与体魄健硕、扬鞭策马的美国牛仔没太大分别，差不多可以看做是美国精神的“中国版”。既然都是做可乐，品质上未见得能比别人好，又无法给予消费者有别于他人的新鲜的东西，要拉动购买行为恐怕就难了。当然，汾煌可乐的悄然败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实力、管理等等方面的原因，但缺乏个性的模糊定位首先决定了它必然被淹没在洋可乐投下的巨大阴影中难以脱颖而出。
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大家可能都欢乐了，惟独自己乐不起来。
宗庆后十分清楚在这场以小搏大的中外可乐大战中民族性定位这张牌的极端重要性。而坐在大洋彼岸亚特兰大市可口可乐总部的首席执行官杜达夫以及他的前任艾华士越了解中国，也就越是与宗庆后有相同的看法。
过去很长时间，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市场播放或刊登的广告都是海外制作的，美国味十足。斜刺里杀将出非常可乐后，大陆消费者熟知和亲近的张惠妹、谢霆锋先后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代言人。2000年春节，可口可乐公司甚至推出了一款中国元素浓厚的“泥娃娃阿福贺新年”的大塑料瓶包装。新华社为此播发的一则消息说：“记者在超市看到，可口可乐包装瓶上的一双金童玉女正是人们熟悉的泥娃娃阿福，他俩怀抱可口可乐瓶，笑容可掬，在新年热闹的市场上显得亲切醒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亦成为跨国公司新世纪的市场灵感。
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对外事务总监卢炳松见到媒体记者时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实际上，我们比非常可乐更“中国”。经常被他引用的相关数据是：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的15000名员工99％是中国人，可口可乐饮料除原浆中的一种香料是美国总部独有的秘方之外，其他98％的原材料都是在中国采购。
很显然，本土化战略已成为近年来可口可乐公司中国市场的重要营销指针。这家最鲜明地代表着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的世界大公司的决策者们渴望从宗庆后给他们圈定的“非中国”的定位围城中挣脱出来。
我们不难发现，在围绕非常可乐该不该扛起民族大旗的辩论中，一些持指责、质问观点的人已经滑进了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简单化、非此即彼的泥潭。在他们的理解中，民族性就等于排外性。事实上，宗庆后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优秀商人，“民族性”仅仅是他为非常可乐设定的一个推广概念，如此而已。他深知，当今全球一体化浪潮风云激荡，只有顺应世界经济运行的共同规律，“国货”才能有生存之地和发展生机，民族性作为一种营销战略不是封闭、僵化的。
当非常可乐以“中国人自己的可乐”迅速凸现独树一帜的品牌个性并获得广泛认知后，2000年，作为非常可乐的新代言人，台湾健康派歌手庾澄庆活跃在大江南北的电视画面上，他诠释的非常可乐理念是——“年轻没有失败”、“只要亮出你自己”。这与可口可乐“欢乐、生命力”的产品内核理念遥相呼应。
在许多场合，宗庆后都不否认非常可乐的“跟进策略”：包装上，一样的大红底色；口味与可口可乐相近，只是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略甜、略浓一些；后一阶段的广告诉求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对这一点，宗庆后的解释说，可乐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定型化的产品，第一代中国可乐败下阵来，原因之一恰恰是口味上过于标新立异，不太像可乐。
“年轻没有失败”的非常可乐
对百事可乐的大举进犯，可口可乐公司决定进行口味创新。
1985年，他们废除了神秘的百年老配方，在巨额广告费的配合下推出一种新口味配方。但大出意料的是，成千上万可口可乐最忠实的顾客坚决不答应。仅仅3个月后，可口可乐公司不得不屈服于愤怒的消费者，重新恢复使用老配方。美国《纽约时报》曾把可口可乐修改配方列为美国商界100年来最重大的失误之一。
宗庆后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西装毫无疑问是西方文明的标志，在中国市场，中国西服企业照样独步天下。但我们大可不必因此把它的衣领改造成中山装式的竖领：“既然是规律，我们没有理由不遵循；既然是好东西，我们就应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