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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营销·娃哈哈:中国成功的实战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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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言难尽达能“缘”(2 / 3)
味猛然变浓。宗庆后坦言,娃哈哈受到空前的市场压力,营销费用成倍增加而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陡然变小。而在这样的竞争中,乐百氏尽管在某些市场夺回了主动权,市场份额有所上升,可是公司的总体效益却没有随着销售额的增长而同比提升,反而呈下滑的趋势。而今视之,这可能是何伯权在乐百氏犯下的“最后的错误”:他在获得了巨额的资金后,并没有进行充足的谋划,在产品研发、人才储备及阶段性市场目标均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便贸然地与强大的对手展开成本高昂的终端争夺和价格战,从而加速了企业实力的消耗。

    2001年8月,乐百氏被迫宣布进行组织结构的大变动,与何伯权同为创始人的杨杰强等4人均离开了原来的总监岗位,这次匆忙的改组被视为乐百氏发生地震的前兆。

    何伯权曾对乐百氏的组织结构进行过解读:改革前的乐百氏是按产、供、销分成若干部门,再由全国各分公司负责营销。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分公司都喜欢把精力放在水和乳酸奶这些好卖的产品上,其他如茶饮料那些不太成熟的产品就没下功夫,这对新产品的成熟非常不利。更糟糕的是,由于生产部门只对质量和成本负责,销售部门只对销售额和费用负责,各部门都不承担利润责任,其结果就变成了整个集团只有总裁一个人对利润负责。

    改革后,乐百氏采用了事业部制的构架:在总裁之下设5个事业部、8个职能部门和1个销售总部。其目的是利润中心细分化,瓶装水、牛奶、乳酸奶、桶装水和茶饮料等5个事业部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利润中心。同时减少中间层,集团的权力结构由以前的5人会议,变为1个总裁和14个总经理,成为一个更加扁平化的组织构架。

    这样的解读有多少是出于何伯权的本意不得而知,而其可以被质疑的地方却是不少。一个组织构架是否高效,需要两个层面的考量,一是它的执行贯彻能力,二是面对竞争的整合应变能力。从其短暂的运营时间来看,这一变革的实际成效似乎不太大,反而有自乱阵脚之疑。

    2001年秋天,财经传媒突然传出“娃哈哈与乐百氏可能亲上加亲”的传闻。

    《中国经营报》在10月18日的一篇报道中透露说:来自杭州的确切消息说,进入10月份,杭州娃哈哈公司正加班加点、紧锣密鼓地忙碌着并购最大的竞争对手乐百氏,一旦时机成熟即对外发布并购的内容。

    这一言之凿凿的新闻披露顿时在业界掀起轩然大波,各种猜测满天乱飞,有说这是达能扩张战略的新动作,有说这是娃哈哈与乐百氏心照不宣的强强联合,还有说宗庆后与何伯权各有难言之隐。然而,就如同所有“见光就死”的并购传闻一样,这起结亲传闻在纷纷扰扰中注定了会成为一场无疾而终的嘴仗。

    尽管娃-乐结盟的方案“胎死腹中”,可是关于乐百氏发生巨变的传闻仍然沸沸扬扬。11月30日,一切传言都在一则简短的新闻通稿中尘埃落定:何伯权与杨杰强、王广、李宝磊、彭艳芬这一曾被称为“四龙一凤”最佳组合的乐百氏创业团队宣布集体辞职。

    何伯权在最后陈词中说,作为经营者,我们与控股方达能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战略的认识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而公司今年的业绩增长亦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为尊重大股东的决定,同时也与董事会权衡了利弊,才作出集体辞职的选择。率直的何伯权面对媒体并不讳言:“对于目前的结果,合资当初真的没想到。”然而,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达能和自己都走下来的台阶:这是中国加入tO后上的第一课。

    在何伯权的办公室里一直悬挂着他的座右铭:“顺逆一视,欣戚两忘。”此句出自明人小品,表达的是一种豁达从容的人生观。何伯权离开那间他挥洒了全部青春时光的办公室时,仅带走了少量私人物品,其中之一便是这幅装在镜框里的书法。

    何伯权为人谦恭平和,素为业界称道。当年以爱多VCD而一战成名的胡志标少年得志,桀骜不驯,自谓平生看得上眼的企业家古今中外只有两个,一是已经作古的日本松下幸之助,另一便是同样出生于中山小榄镇的何伯权。

    宗庆后如此评价他的这位10年对手:何伯权淡出决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结局,一旦没有对手,企业就会失去动力。而且,我也失去了一位朋友。

    2002年春节,何伯权给国内外关心他的朋友发出一张他自己设计的贺年片,谓:“盼着您,忙里偷闲探探老友,节目您定,三陪我做……活动原则:不准着西装,不准打呔,不准谈工作,要保持面部及内心的笑容,不准埋单。活动截止时间:2002年9月1日。”

    贺年片信封内还另附着一张他的书法小卡片,上书:“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有舍有得,不舍不得。”内中玄机,让人回味。

    何伯权生于1960年,28岁弃职创业,41岁挥别乐百氏,彼时正是当打之年。

    何伯权的贺年卡

    在何伯权经略乐百氏的十多年里,“乐百氏”的品牌归属像一个怪异的梦魇始终缠绕在他的经营历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