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当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可是，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后，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他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
彭慕兰等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在史界引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他们至少从一个非常机巧的角度复原了历史的两个侧面：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所有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甚至是毁灭性的。
本书叙述至此，读者已经隐隐听到了越来越近的历史跫音，它的左足系着明亮的进步，右足携着黑色的灾难，步步艰辛，步步惊险。
对于摇摇欲坠的帝国而言，幡然觉醒还需要一段痛苦的时日。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先是陷入了一场内乱，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不久占领南京，惨烈的战火席卷十六省，一直到1864年才被残酷镇压下去。这期间，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劫掠并焚毁了西方工程师参与建造的圆明园，清廷被迫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俄罗斯人则乘乱蚕食了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
内乱和外辱，让中央权威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在对太平军作战的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这一制度的推行实际是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可怕的“藩镇现象”重新出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在帝国覆灭的前夜仍然没有找到之相配套的、有持续效率的经济治理制度。
同时期的西方各国，在超越了中国之后，并未稍作停歇，而是以更快的速度呼啸前行。1844年，美国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电报。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民主风潮如暴风雨般席卷欧洲大陆。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是世界博览会的开端，有600多万人参观了一万多种最新发明的工业品，其中包括轨道蒸汽牵引车、高速汽轮船、起重机和收割机，《泰晤士报》评论说，“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各族群第一次为同一目的而动员起来。”1855年，法国巴黎人承办了第二届世博会，人们看到了橡胶和混凝土。1859年，达尔文发表伟大的，以生物进化的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从此，进化论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原创理论，“物竞天择”成为新的文明共识。1860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让400万黑奴获得了自由。1861年前后，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开始研制液体炸药硝化甘油，而更年轻的美国人爱迪生当上了报务员，在未来几十年里，他将发明留声机、电灯、电话和电影，并创办通用电气公司。在此时的欧美大陆，铁路、火车、电报和大型电动机械已得到广泛的普及。
所有这一切，对于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来说，都闻所未闻。
在世界文明史和经济史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工商业的衍变，是一件十分惊心而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两个各自有着轴心的车轮，它们偶尔有交集，但紧接着就以激烈的方式相互排斥，它们对彼此的好奇和窥探都被蒙上了神秘的气息。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它将周遭列国都视为“藩属”，提供了一整套基础于农耕文明的文化准则和工商规范。当欧洲人进入到这一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的、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中国人也只是把欧洲人视为必须容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入侵者，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景象非常不同。这种均衡一直到十九世纪的中期才被彻底击破。
而这正是本书终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