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又有演进。明嘉靖年间，朝廷采纳礼部尚书夏言的建议，准许天下臣工建立自己的家庙，从而打破了“庶人不得立家庙”的古制，此后，民间建祠堂、置祠田、修宗谱、立族规迅速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这些宗族村落往往远离中心城市，从而避免了战乱和官府的侵扰。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内严禁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儿、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具有主仆名分的佃仆一类单寒小户，则于村落的四周栖息，时人称颂这一景象是——“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
在这个宗族“小宇宙”里，有财力、读过私塾的乡绅商人成了实际的管理者，这就是所谓的“以族为基，以帮聚之”、“以末汇财，以本守之”。他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工商产业，但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和“财富仓库”则安放在此间。当他们在盐业、钱庄、贩布等产业赚到很多钱后，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源源不断地运回宗族乡村，在这里大量购置土地，建造房屋，修桥补路，制订乡约，奢侈享受，留存至今的徽南民居、晋商大院均因此而成。
与几乎所有的徽商一样，鲍志道在家乡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了赈济族内的贫穷家庭，鲍家购置的义田多达千亩，这些田地都归宗族祠堂收租，每年以平祟方式卖粮给族内贫户。棠樾鲍家最有特色的一处，是历代修建了以“忠”、“孝”、“节”、“义”为主题的大型牌坊，迄今留存七座，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牌坊群。
鲍志道一生完成的最后一项重大工程，是重修鲍家祠堂――敦本堂。这座祠堂始建于明嘉靖末年，至清嘉庆时已“晦昧摧剥”，鲍志道和儿子鲍漱芳鸠工重建。他亲手设计了祠堂的每一个细节，它坐北向南三进五开间，进深47.11米，面阔15.98米，门厅为五凤楼式，前后檐用方形石柱，左右两壁分刻朱熹所书写的“忠孝节廉”四大字。
遥想十九世纪开初的某一个黄昏，夕阳西下时，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鲍志道行走在白墙黑瓦、牌坊林立的棠樾村，他的心境是宁静而自足的。商人鲍志道深信，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让他受到后世尊重和怀念的，不是他的产业有多么的庞大、他生产出了多少有质量的商品，而是他的子孙中有多少人考中了进士，他对鲍家血脉的存续做了哪些努力，以及有哪位知名的文士愿意为他写一篇辞藻华丽的墓志铭。
敦本堂赶在1801年完工，正是在这一年，鲍志道去世，他是新祠堂迎入的第一块新牌位。在鲍漱芳和鲍勋茂的恳请下，当世名气最大的文豪、礼部尚书纪昀――纪晓岚亲笔为他作传并撰写墓表。纪大才子所写的题目为《中宪大夫鲍公肯园暨配汪恭人墓表》，肯园是鲍志道的号，从标题中，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商人的墓表，而这正是鲍志道所渴望的。
这是一个中国商人“完美”的一生。他少贫而有志，壮富而好善，家足而子贵，在官府和同道中均受尊重，而最后的名声则留在了生兹葬兹的家乡。他的一生，与他所处在的时代一样，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
与“超稳定”的鲍志道相比，同时代的西方人却似乎要不安分的多，英国人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十九世纪的社会共识，贯穿那一百年的是对科技进步坚定不移的信念。事实上，正是在鲍志道生活的那些年里，世界开始摆脱沉闷的惯性，焕然一新。
在1776年，比鲍志道年长七岁的英国人詹姆斯·瓦特（1736－1819）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这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而在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则发明了避雷针、提出了电流理论、创立了邮信制度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跟鲍志道一样，富兰克林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墓表”，不过他拟定的墓碑文字更为简捷――“印刷工富兰克林”。
十九世纪初期，蜷聚在扬州的两淮盐商，如江春、鲍志道辈，尽管富可敌国，可是已完全丧失了进取的能力。当其时，帝国最著名、最有创新精神的两大商人分别出自北方的山西和南方的广东，他们的年纪相差一岁，各自从事的是金融和对外贸易。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经理雷履泰（1770－1849）向东家李大成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能否把颜料庄关掉，转而从事一项名为票号的生意。
天才横溢的雷履泰是从一个顺手人情中发现了重大商机。西裕成是当时京城内最大的颜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向东家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一家专营汇兑的金融性机构。李大成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很有一点冒险的精神，他觉得此计可行，便出资30万两，雷履泰附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当时他们可能并不会预料到，正是这个票号业务，让晋商再放光芒。
雷履泰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