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随他经商，次子潘有为则被安排苦读诗书，后来终于考中进士，当上了内阁中书，算是在官场内撑起了一架保护伞。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从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商人向朝廷“主动报效”或“捐输”了508·5万两白银，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台湾学者陈国栋因此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从这三大商帮的行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进入17世纪之后，中国的工商业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官商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在运作设计上十分精致、在伦理上实现了“自我论证”的中国工商模式。
在所有对华开展贸易的西方列国中，其兴衰起伏，又与它们各自国力的变化有关。在十七世纪初期，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以及葡萄牙人是最活跃的主角，随后，它们被英国人超越，进入十八世纪的后期，来自北美的美国商人成了新兴的一支力量。
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则要晚了将近一百年。1784年2月，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港出发，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印度洋、太平洋，于8月28日抵达广州，商船的船长是约翰·格林。
此时的美国刚刚结束了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事件又与那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早在1773年，东印公司游说英国政府，成为英国在北美地区的利益总代理人，它获得了销售中国茶叶的专利权，禁止殖民地商人贩卖“私茶”。这一法令引起北美民众的愤怒，终于引爆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美国宣布独立后，英国为了报复，取消了美国在英帝国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国的主要海外市场。
为了扩大贸易，特别是出于对茶叶的市场需求，美国人不得不到远东来碰碰运气。“中国皇后号”载来了40多吨棉花、铅、胡椒和皮货，它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欢迎，四个月后回程时，装走了数百吨茶叶、四十多吨瓷器，以及丝织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肉桂等。
它的首航成功，在北美地区引起了轰动，船上的货物被抢购一空，连开国总统华盛顿也专程前去挑货，购买了一只绘有飞龙图案的茶壶，据计算，此次远航为船主带来了3万美元的利润，获利率高达1500％。美国国会兴奋地认为，“中国贸易可能开辟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纽约的报纸对这次航行进行了长篇而详尽的报道，它记录道，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人的“一切谈话，都是以中国贸易为主题”、“每一个沿着海湾的村落，只要有能容五个美国人的单桅帆船，都在计划到广州去。”
两年后，美国国会正式任命了第一位驻广州领事，他是31岁的“中国皇后号”货物管理员、曾经当过陆军少校的山茂召。从此，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打开了，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往来于两大洋之间，其中吨位最轻的“实验号”竟只有84吨，以至于到了广州后，没有人相信它来自1·13万海里外的地球另一端，美国人的冒险精神可见一斑。
对于北美的商人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广州的英文名称——Canton成了财富的代名词，在1789年，马萨诸塞州东部福克县的一个小镇被命名为广州镇，乔治·斯蒂华特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美国23个州里，都有以Canton命名的城镇或乡村。
从1786年到1833年，美国来华的商船达到1004艘，仅次于英国，成为对华贸易的第二大国。
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些故事，最生动地呈现出一个伟大的事实：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已经在地平线的远端露出了壮丽的桅杆，世界被贸易“绑在了一起”，正如詹姆斯·沃森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全球化所下的定义——“日常生活的经验，经由物品与理念的传播，最终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标准化文化表达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的黎明年代，东方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它有无以替代的成瘾性商品――茶叶，有制作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它还有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市场，它的商人集团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能力。在任何一个意义上，它都是不可战胜的，甚至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最大的全球化得益者。
然而，历史的悲剧正埋在这里。当数以千计的帆船带着“狼人般的饥饿”远航至此的时候，帝国的决策者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决定背过身去，拒绝一切的变化。
1792年9月，乾隆57年的秋天，也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驶进广州港的103年之后，英国派出的第一个官方访华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出发驶往中国，团长是英王乔治三世的表兄马戛尔尼勋爵。
在本书所描述的两千多年里，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华裔历史学家徐中约说，“东西方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