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左贾），而在我的家乡徽州则是商优于儒（右贾而左儒）。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优劣，那些没有经商能力的人，去学儒走仕途，而在读书上没有天分的人，则去赚钱经商，情形大抵如此。经商的人求的是高额的利润，学儒的人求的是世间的名气，所以，求儒不得，就去经商，反之亦然，儒与商，一张一弛，，二者各有功用，各随所愿。
在汪道昆看来，儒、贾已无高下之分——甚至在他的家乡徽州还是贾更稍稍高一些，是为“右贾而左儒”。汪道昆的这一观点似乎在徽州一带成为了共识，万历年间修纂的《歙县志》中便赫然写道，经商之道“昔者末富，今者本富”，这显然是对管仲、司马迁以来的“农为本富，工商为末富”理念的一次颠覆。
与汪氏身份近似、观点相同的，还有山西的晋商们。
王崇古的伯父王现去世时，曾给子孙留下遗训，其中写道：“商人与士人，掌握了不同的技能而其本质是一样。善于经商的人，身处财货之场，却可以修炼高明的情操，虽然日日与金钱打交道，却能出淤泥而不染。所以，用儒家的义来指导商业的行为，仍然能够成为受尊重的人，这是上天指名的道路。”王现所提出的“以义制利”，日后成为晋商最重要的处世原则。
兼有盐业大亨、内阁大臣双重身份的张四维也在一篇文章中，表明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商人和文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无非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而已，商人是求利的，所以遵循利益的规律行事，而文人是服务于人的。无论士商，如果都从本心出发，商也是有道的。
汪道昆以及王、张两氏，分属徽、晋二脉，其观念激进超前，显然与他们所处的地域及家族背景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