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八十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意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重振家门”，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工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
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此论颇有深意。
明帝国初建的十四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在西方，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国君王的权力受到控制，一场伟大的、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而在东方，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局。在这里，成熟的农业文明正达到前所未见的繁荣高度，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历经千年打磨而趋于精致。朱元璋悍然取缔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将一切国政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身，政治的专制化和独裁化达到了巅峰。钱穆因此说，“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
退步的最大特征是保守。
当汉人从蒙古人手中重新夺回统治权柄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旁落。于是，“稳定”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在治国策略上，一切以内向孤立和向往静止为治理的目标，而其手段则必然是自我封闭。
“稳定”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经济概念，它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追求的惟一目标。以研究明史而著名的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如此描述独裁者们的共同心理：在他们看来，“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也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在这一点上，不容争论。
具体到明朝，黄仁宇尖锐地指出，“从一开始，明太祖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他写道：“就明人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能够，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
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则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
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格局。
与元代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截然相反，明朝从创建之初起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全线划分为九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止临海的民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随后二十余年中，多次颁布禁止海外经商的敕令——
1381年（洪武十四年），禁止民众私通海外诸国（“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
1384年（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止民众下海捕鱼（“禁民入海捕鱼”）；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户部重申不得与外商贸易的禁令（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