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副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王安石迅速地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如下：
均输法——全面垄断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拨划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
市易法——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青苗法——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利息总计为40％。
这三大政策，前两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复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就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为了强力推行变法，王安石还对现有的财政官僚体制进行了变革，宋代财政已实行分权管理，分别由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掌管宏观经济政策、国营事业和财税事务，王安石打破分工，特别成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权力重新归于一人。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致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国家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应也充分发挥了出来，王安石通过推行农田水利法，兴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仅熙宁二年到九年的七年中，就修建了36·3万顷的农田，粮食产量较前期大有增加。
可是很快，弊端也呈现了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增加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以首都汴梁为例，多年以来，这里的商品交易被大行会所控制，外来商人饱受欺负，1072年，王安石就曾向神宗报告说，“如今汴梁的茶行被十来个大户垄断，外来茶商到京，必须先要给他们送礼物，乞求定价，把茶叶卖给这十来个大户，都不能有利润。只有这样，才可能被定下较高的价格，然后再从零售环节中把钱赚回来。其他的行业，大多是这样的状况。”在王安石看来，这当然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状况，于是，他决心通过推行市易法，打破大户的垄断。然而，当政府替代大户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之后，情况竟变得更加的糟糕。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说，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都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安石正色说，“制订法律的关键是，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敝之曰，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又进入到了一个“极端的年代”。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告缗运动”先后呼应。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并非一日生成的，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地强化和唤醒。
王安石所发动的这场变革，史称“王安石变法”。他的政策实在过于刚烈，在后来的数年中遭到反对派的群起攻击。司马光被外放洛阳长达十五年之久，在那里，他一边编撰，一边与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