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管制、利润微薄。
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的“楚河汉界”，在宋代就完全地分割形成了，这一传统，衍续到了今天。这也就可以解释汪圣铎的那个疑问了，为什么在工商如此繁荣的宋代，却无法诞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过的那些巨商。
在确立了严格的国有专营制度之后，宋代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宋太祖一方面大幅度的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者，处死；煮碱达到三斤者，处死；私自酿造酒曲达15斤者，处死；贩运私酒运进城达三斗者，处死；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对于茶税，则规定每一贯钱都要上缴给中央——“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
此后的历代皇帝都一再重申有关禁令，在这一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宋史·刘蟠传》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转运使（掌管地方财赋和漕运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官员）刘蟠接受皇命巡查淮南地区的茶叶专卖工作，当地私自贩茶的民众很多，刘转运使就骑着一匹瘦马，假装成商人，到民众家里去购茶，民众不疑，拿出茶叶给他，此时，立即有人破门而入，绳之以法。
当国有专营的“围墙”被高高地筑垒起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经营这些被垄断起来的资源。宋代的办法是两个，一，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对民间商人进行授权经营。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惟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宋朝立国之后，官员的收入很低，县令的月薪只能买十斤羊肉，其中三分之二还折算成茶、盐、酒等生活必需品，因此王安石曾经评论说，“现在的官吏俸禄太低，家里的人口稍稍多一些的，如果不经商务农，都没有办法养活下去。”低薪不足以养廉，这是举世公论，唐代的时候，李世民想出了“公廨钱”这个怪招，宋代没有这一制度，所以，官员们就只好自开门庭了。
同时，因为观念大开，士大夫不再以经商为耻。清代学者沈垚描述宋代的这一社会风尚变化时说，“（宋代的）士大夫兼营经济事业，才能够养家，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地方。当官的与平民争利，而没有当官的书生又必须先有农商之业，有了养家糊口的金钱，才能够专心于科举考试。于是，工商业急速发展，商贾的势力越来越大。一个家庭之中，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子弟们则专心读书，以求仕途上的进步。自古以来有四民分业的规矩，现在四民不分，古代士人的子孙世代为士人，现在，商人的子孙才能够成为士人，这是宋代之后直到明清，最大的变化。”
这段评论可谓是非常的精道，它其实指出了一个十分重要事实：中国的经济型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型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台湾学者全汉升对宋代经济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这篇论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实，蔚然成风。据全汉升的考据：在茶业方面，“宋代私卖茶的官吏，以主管茶政的人为多”、“宋代边吏常常私营茶叶”；在盐业方面，“宋代官吏私营盐业之风甚盛，其经营者不但有地方官，更有主管盐政的当事人，而且包括当时的宰相及将帅等”；在酒业方面，“北宋官吏私营酒业的风气，以仁宗时为最利害”，到了南宋，连全国最高财经长官、资政殿大学士叶梦得都私开酒肆；在木材业方面，“当时的达官贵人多半遣人至陕西秦、陇间购买竹木，免税运回汴梁，高价出卖，以取厚利。”
全汉升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做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籍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官商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另据胡寄窗的考据，宋代是一个“不抑兼并”的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纵的政策，因此，权贵家族——所谓“官品形势之家”——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正因为有如此蓬勃且放肆的权贵经济，所以，宋代高官中的巨商不枚胜举。赵匡胤最重要的谋臣、号称“半部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就靠经商大发其财，他在京师及主要城市广设邸店，以谋巨利，有人多次告他的御状，赵匡胤总是一笑置之。汪圣铎考据出的“宋代知名度最高的商人”——或可谓“北宋首富”——朱勔，正是靠公私通吃而发家的，当时是宋徽宗时期，这位写得一手好书法的皇帝痴迷于奇花异石，朱勔就奉皇命，到江南一带搜求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这一搜求行动连年不绝，百姓备遭其苦，导致江南一带的中产之家几乎全都破产，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后来在浙南爆发方腊起义，即以诛杀朱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