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
第五琦的盐政类似于战时政策，过于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价权，市场弹性丧失，导致盐价暴涨；二是官府卖盐，多设机构，开支浩大。刘晏主政后后，对其进行了部分的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的人员庞大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十三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其三，他制订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
若比较刘晏的盐法与之前众人——从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发现，他的“民产－官收－商销”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长了十五倍，以致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例的时期。
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价格的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旧唐书·刘晏传》记载说，“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地改观了中央财政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历来史家对于那些主张工商管制的历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认为他们是重农抑商论者，譬如宋代大学问家欧阳修在《新唐书·刘晏传·赞》中就说刘晏“排商贾”。其实，这是绝大的误读。胡寄窗早在1960年代创作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敏感地指出，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为桑弘羊、刘晏等人比谁都明白工商对国家税收的重要性。
刘晏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务无论轻重，都能在一日之内就做出决断。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达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执政的将近二十年，经济元气日渐复苏。
公元779年，代宗驾崩，37岁的长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此时，中央财政已摆脱了窘迫的困境，按《新唐书·食货志》的计算，与安史之乱时相比，国库收入起码增长了十五倍，治国者再燃削藩的雄心。李适是一个跟太祖父李世民经历很类似的少年英雄，二十岁时就被父皇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前线与安史叛军决一死战。平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他登基之后，决意学习汉武帝，彻底割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
然而，李适最终没有学成汉武帝。在财政上，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即位的第二年，听信谗言，居然处死了自己的“财神爷”刘晏。史载，刘晏死时家徒四壁，只有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天下为之喊冤。
刘晏被处死之后，专营政策并未更弦，不过由于后继者再无他的智慧和勤勉，便大大走样。
任何政权，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其管制之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汉武帝时期如此，中唐之后的景象如此，后世历代，概莫出外。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以后，为了增加收入，就日渐的变本加厉，欲罢不能。
在刘晏去世的两年之后，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朝廷宣布对酿酒业进行专营，下令天下酿酒产业均归官办，委派各州县官员综合管制，所有私酿者一律抓捕治罪。其后，冶铁、茶叶等产业也相继被收归国营。同时，对走私者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惩罚政策，民间盗卖食盐二石，就要被处死。
公元783年，朝廷又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间架税”和“除陌钱”。
所谓“间架税”，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
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凡举报“税间架”的，赏钱五十缗，举报“除陌钱”的，赏钱十缗。这一制度无疑是从汉武帝那个臭名昭著的“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
即便这样，德宗还是觉得要武装削藩的钱仍不够用。有人就建议，应该向京城的富商们“借钱”，每户只能留下一万贯，其余全部“借”给政府，如此，只要搞掂十几、二十个富商，国库就满了。还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要对各路不听话的节度使同时动兵，每个月的开支约一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