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权可得，“削藩”不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必永无宁日。东汉初建，豪强除而不尽，光武帝就学不成汉武帝了。在财经和产业政策上，他也不得不把权力下放。
东汉延续前朝旧制，仍然实行盐铁专营政策，不过把大司农所属的盐官和铁官下放归郡县经营，同时废止均输官等。这意味着，中央把很大的一块专营收入放给了地方，同时放弃了流通领域的国营化战略，这直接造成了中央财政的羸弱，以及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少。到了章帝时期，公元84年，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又把盐官和铁官收归大司农，由中央政府统一实行盐铁专卖。可是，仅仅三年后，章帝驾崩，新即位的和帝就下诏，“中央不再实行盐铁专营，允许民间自主经营，所得的专营收入重归地方金库。”
此外，在地方行政治理上，权力也被分解。刘秀把全国分为13州，除了京城之外，各派刺史一人主政。最初，刺史仅履行监察郡国之责，但随着其权限的不断扩大，刺史逐渐发展为兼领行政、财务、军事的地主长官，其权力空前膨胀，到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子承父职的门阀景象，地方割据已成赫然事实。史家唐长孺便认定，“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总而言之，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中央朝政则被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权贵经济，文景时期的民间经济大发展景象再没有重现过。《后汉书·循吏列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耒阳县出产铁矿，当地民众聚而冶炼，颇有了一番气象，一位叫卫飒的官员看见有利可图，就上书朝廷，将之国营化，从而每年增加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后汉书》作者对此非常赞赏，把卫飒归入“循吏”之列。
公元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爆发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朝廷征调诸路兵马平叛，拥兵将领与地方世族豪强借机掌握大量武装，继而引发了“董卓之乱”。从这一时间开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和分裂时期，是为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内，各路英豪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先是曹操、刘备、孙权等人割据争霸，中国进入著名的三国年代。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建立魏朝，东汉灭亡。公元265年，出身河内（今河南）世族门阀的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西晋），继而灭蜀国和吴国，统一了天下。然而仅仅经历了九年的短暂安定，马上爆发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到公元316年，匈奴军乘乱攻破洛阳，是为“永嘉之乱”，晋政权南下建康（南京），建立东晋。其后两百多年，中国分裂为南北两朝，在北朝，各民族纷纷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国，先后竟有十六国之多，一直到公元439年，才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然后再度分裂，一百多年里，又先后经历了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诸朝。在南朝，也是数度改朝换代，东晋一脉持续了一百来年，到公元420年被甲兵出身的刘裕所夺取，其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代。
这数百年间，工商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倒退现象。
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两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晋书》记载，永嘉之乱后，河西一带“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到后来，不得不进行实物交易，北齐时期，“钱皆不行，交易者皆绢布”，市场机能严重退化；
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民众躲避战祸，向往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成了最美丽的生活理想。北朝后期的儒生颜之推（531－约595）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孙们说，“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耕田吃米，亲手种桑织麻，所有的生活器具，从一只鸡到一头猪，从一把锄头到一根蜡烛，都是能自给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盐而已。”
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市井工商，事关民生，所以是一种“速生的植物”，只要有十年的太平时光，就一定会莺飞草长，宛成气象，二十年便能出现巨富之家，三十年可造就繁华都市，然后，政权动荡，兵戈再起，一切锦绣灰飞烟灭，轮回重新开始。这便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一再上演的剧目。此等故事，以洛阳最为著名。
洛阳在两汉时期已是天下出名